中國，唉！復旦的“文革”資料哪里去了？
更新時間：2024-05-07 11:37:30作者：佚名
1977年，全國大專院校統一行動，銷毀二次革命物資。
中國，唉！
復旦“文革”資料去哪兒了？
采訪時間：2005年10月30日
地點：復旦大學老干部活動室
秦邦聯（復旦大學上海視覺藝術學院圖書館館長）
金大陸（以下簡稱金）：一年前，我請曹老師與復旦圖書館合作，對復旦圖書館留存的“文革”資料進行檢索和整理。 說實話，我充滿期待，也做好了努力的準備。 因為我想復旦圖書館這樣重要的文獻庫，館藏會比較豐富。 正如我聽北京的朋友說的，北京圖書館、北大圖書館的“文革”資料都躺在地下室了！ 因此，當曹老師第一次告訴我復旦的“文革”資料應該在防空洞里，需要時間才能找到時，我就等待著。 當曹老師第二次告訴我防空洞里的“文革”資料找不到時，我就催促曹老師派人去找，因為終究會找到的，所以我還是期待它。 當曹老師第三次告訴我防空洞里的“文革”資料被火燒毀時，我深感失望，想到上海的一些大學還留有“文革”資料，但現在卻沒有了。復旦大學. 無奈之下，我覺得這也是上海“文革”歷史研究的一個“賣點”，所以就選了這個作為今天采訪的標題。
秦邦聯（以下簡稱秦）：“文革”期間，復旦大學是一個比較活躍的單位，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風向標。 因此，大家都比較關心。 上海“文革”中的幾件重大事件都與復旦大學有關。 當時，上海大大小小的單位都趕到復旦看大字報，其中包括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們。 如果當時要發生什么轟動的事情，復旦大學早就有預兆了。 也就是說，復旦對上海乃至全國的“文革”運動影響很大，學生能量很大，對各種信息都熟悉、敏感、容易獲取，從而形成了信息源。 各種資料發到復旦，都喜歡發到復旦，因為各個單位整理的東西都希望復旦圖書館能夠收藏。
金：“文革”期間“一月革命”后，北京中國革命博物館、北京圖書館發出通知，向全國各地征集大字報、臂章、傳單、報刊。 “一月革命”后，市博物館、市圖書館、市檔案館、市代表大會址等也正式發出通知，征集反映上海“文革”運動的資料，這些資料在當時也被稱為“革命文獻”。時間。 由于當時的政治形勢對“一月革命”十分重視，理論是從“十月革命”到“一月革命”，認為“十月革命”解決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而“一月革命”解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問題，這也構成了當時收集“文革”資料的社會環境。
曹沖（以下簡稱曹）：其實今天的話題是關于“文革”史料的收集和保存。 這些史料反映了那個時期的歷史狀況，對今后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義和價值。 然而，在現實面前，卻很可惜。 想來想去，復旦大學真正開始收集“文革”資料是在“一月風波”之后。 當時，復旦圖書館已經造反了。 叛軍被稱為“攻堅克難戰斗隊”，他們有意識、有條件做一些資料收集工作。 當時傳單到處飛揚，我們就想既然是圖書館，就應該收集并保存這些資料。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復旦圖書館成立了“文革資料組”。 當時的負責人是一位女同性戀，出身很好，膽子很大。 我也在報刊隊，主要是協助。 因為復旦的名氣，人們愿意去復旦大學了解“文革”。 當時，復旦有一條著名的“南京路”。 兩邊的路標都貼滿了大字報。 他們每隔幾個小時就會更換一次，以覆蓋一組。 前來觀看大字報的人絡繹不絕，因此被稱為“復旦南京路”。 那樣的話，收集信息確實容易一些。 許多叛亂分子來到這里散發傳單，形成了一個“信息市場”。
金：基于當前和未來的研究需要，我想繪制一張上海“文革”數據的分布圖。 即上圖及上層為主體結構，包括區、縣、局、大學、專門機構等。 保留數據的狀態，即標記它在哪里、有多少、有什么、如何使用等。
秦：這個工作非常有價值，我們可以利用現有的圖書館網絡來改進這件事。
金：事實上，一些單位的“文革”資料并沒有丟失，只是仍然處于無人管理、無人理睬的狀態。 有的被封存，有的堆得亂七八糟，沾滿了40年的灰塵復旦大學網絡學院，有的已經分類，還有的我進去后整理出來的。盡管如此，相比別人的“存在”，回想起老曹提到的“文革”時期，復旦圖書館還成立了“文革資料組”正式開展工作。 復旦“文革”資料的流失確實很可惜。 由此，我們現在只能問：當時的數據是通過什么手段收集的？ 工作流程如何？ 收集到的資料是否分類、裝訂、上架？ 當時您是如何理解這部作品的？ 社會如何相互認識？ 輿論怎么說？
曹：一開始我們收集信息的時候并沒有什么計劃。 我們主要是派人出去索取、收集、收集信息。 后來有人主動送到復旦圖書館，才逐漸形成了相互交換信息的關系。 當時北京有好幾個刊物、報紙，也是不定期出版的，還有武漢等地，都和我們有交流。 哪家報紙有地址，立即發送，互相轉發。 當時復旦有《紅色復旦》、《新復旦》等，收集的具體資料分為兩部分，一是相對固定的報紙，二是油印的手寫稿，比如校長的講話。 有些是可以在市場上購買或要求的，有些是固定的，比如領導講話時。 有些材料后面有單位簽字，我們會和單位聯系交流。 這就是大多數收藏的完成方式。 1969年以后，文革形勢發生變化，收藏的主要形式是相互贈送和交換。
金：是的，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標志性事件。 國外學術界甚至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隨著九大的召開而結束。 從收集“文革”資料來看，隨著運動從沖殺階段萎縮，各造反團體的山頭逐漸被夷平，各種小報、傳單、材料等印刷品被整頓、清理。并進行了調查。 因此，1969年以后，就沒有大規模的信息傳播。 當然，還有整黨建黨、清理階級隊伍、反三反、批林批孔、教育革命、反右傾翻案等內容。 這取決于圖書館是否繼續收集它們。
曹：當時正式出版的報紙有很多，比如《紅衛兵戰爭報》、《工人造反報》等。因為我們有固定的出版單位，所以都有交換關系，也許還有一些訂閱關系。 這些信息收集后，管理還是很嚴格的。 我們有分類。 對于一般傳單，我們不考慮分類。 一些不規則但編號的出版物被分類。 首先根據類型和性質進行分類復旦大學網絡學院，然后根據地區進行分類。 它們都有分類號，并用 2 個卡盒包裝。 而且，有專門的人員來管理，有目錄，我們有圖書館。 但這些東西，根據我的印象，基本上是不流通的。 前來查看的主要是內部人士。 這些東西可能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就消失了。
金：我看到上海一些學校的“文革”資料也是這樣分類的，比如北京、河南、四川等不同地區的資料； 比如工總局、中學紅衛兵、復旦、同濟等的材料。 當時，上海各大學圖書館系統的造反派甚至編寫了一份“簡報”，并召開專題會議，交流討論“文革”資料的收集和保存問題。 我看過這些“簡報”，我記得華東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華東化工學院等都在會上介紹了他們的經驗。
曹：我們把所有的東西都用期號綁定起來，編了一個目錄。 現在在復旦看到的，比如《工人造反報告》、《紅衛兵戰報》、《新復旦》、《復旦戰報》等等，我們還保留著這些，而且比較正規。 現在想來，當時的規模還是很大、很嚴重的。 這群人大概有四五個人。 這種專心管理一直持續到文革“四人幫”垮臺。
金：復旦圖書館肯定收集了文革中后期的資料。 因為三反斗爭、教育革命、反右傾翻案思潮，復旦成為全市的焦點。 真是太可惜了。 我看到很多地方只有1968年到1969年之前的信息，而沒有中后期的信息。 沒有中后期的數據，如何能夠對上海“文革”進行整體研究呢？ 復旦圖書館畢竟是大學圖書館，這說明你們的圖書館工作意識非常強。 那么，當時有人讀過、檢索過、使用過這些資料嗎？
曹：有人來看這些資料。 當時我們圖書館有一個房間，就是“文革”資料室。 包廂里有卡片供人查看，但并未正式對外開放，也沒有設立專門的房間。 “文革資料閱覽室”。 后期我就不知道了，因為那時我已經“退到一邊”了。
金：我和曹老師是在“文革”后期認識的。 曹老師剛才提到，復旦現在還能看到的幾本“文革”報刊都是開架品種，我當時就用的。 那么，在收集整理過程中，有哪些細節值得一說呢？
曹：我一點印象都沒有。 一件事是關于“復旦南京路”的。 我當時也拍了照片，后來連同底片一起提交給學校，他們應該能查到。 那個時候真的很擁擠。
金：我還想問一下信息交流的問題。 一是有人看到某人信息背面印有地址，主動與其交換； 另一種是有人寫信要求交換。 當時，復旦還編印了《紅色復旦》、《新復旦》等多種報刊，逐期出版。 出版后送到復旦圖書館嗎？
曹：是的，定期、固定地提供給復旦圖書館進行交換。
金：除了收集整理“文革”資料外，圖書館是否主動轉載、編輯了這些資料？ 因為我發現當時有一些單位、有一些圖書館在轉載和出售這些資料。
曹：這個好像不存在。 復旦圖書館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
金：當時復旦圖書館除了交換資料外，還需要采購、采購資料。 那么有沒有專門的資金呢？
曹：一部分資金用于購買書報，可以作為書報費報銷。
金：文化大革命期間，很多人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就開始看報紙了。 復旦圖書館收到了嗎？
曹：20世紀30年代的報紙不是“文革”的材料。 這是圖書館的正常業務。
秦：當時我們正在清理班級隊伍，想查一下某人的歷史，所以我們就來到了這里。 在圖書館業務方面，我們對解放前的報紙保存得比較完整。
金：在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歷史上，有一個專門的專題，叫“上圖事件”，就是關于這類事件的。 由于上海圖書館的這起事件，許多人受到了嚴重迫害。
曹：很多人來復旦圖書館查找和利用這部分資料，因為復旦的藏書比較齊全，比如《申報》、《新聞報》、《大公報》等，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的各種藏書。 小報。 其中一些是有關當時政治人物的文章。 前來閱讀的人可不是普通讀者，他們都是專案組的成員。 人們紛紛前來查看。 其他的都是從第一期開始，所以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報紙都破爛不堪。 那時沒有復印機，所以很多人拍照。
金：這方面的報刊資料有丟失嗎？
秦：有些已經丟失了，但總體來說保存得比較好。 畢竟，有財產編號和登記編號，并且它們的收集和使用方式非常有規律。
金：結合今天采訪的主題，給大家講一個有趣的插曲。 記得1967年夏天的一天，我和同學去復旦大學打乒乓球。 天氣異常炎熱，已經有三十多攝氏度了，而且已經是中午了。 復旦校園里人很少，但蟬鳴卻很大聲。 那位同學是復旦大學的學生。 我記得他曾經是紅色革命協會校友團的成員。 他人脈廣泛，而且勇敢。 當時，復旦的乒乓球室在學生會的一樓。 現在已經拆掉了，后面還有一棟二層樓房。 由于天氣太熱，我們只劃了幾下就渾身濕透了。 也許我們是在尋找水或享受涼爽的空氣。 不管怎樣，我們還是跑到了二樓的小樓里。 我們抓住窗戶看了看。 有一條簡潔的信息。 房間。 近三十平方米，擺滿了桌椅，周圍是傾斜的書架，上面擺滿了各種“文革”書刊。 別告訴我，我們當時只是初中生。 當我們看到滿屋子的“文革”資料時，我們欣喜若狂。 同學從天窗爬進去，打開了門。 我們關上門，迅速把架子上的材料堆在一起。 正當我們準備找繩子把他們綁起來的時候，門開了，一個身材高大的大學生突然站在我們面前。 他有點嚴肅。 ，但并不激烈。 復旦學生比較文明，復旦“文革”期間沒有出現明顯的打架斗毆事件。 他說他已經發現了我們，想帶我們去保安隊。 我們兩個低著頭走下樓。 樓梯又窄又陡，只能容下一個人。 我走在前面，同學走在第二位，大學生走在最后。 當我們快到樓底時，同學大喊“快跑！”。 我記得當時我的腳很重，就像被卡住了一樣。 畢竟我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場景。 同學用力推我，大喊“跑”。 我不知道哪里來的勇氣，就跑到很遠的地方躲了起來。 大學生急了，在后面大喊“住手”，但沒有用。 我想：這與我目前在復旦、上海尋找“文革”資料有隱喻關系嗎？ 這次數據盜竊沒有成功。 曹老師說，復旦圖書館有一個“文革”資料室。 現在我可以證明，復旦紅衛兵組織也有資料室。
秦：不知道復旦紅衛兵整理的這批資料后來是否被收入復旦圖書館的“文革”資料室。
金：秦老師確實有很好的專業敏感性和敬業精神。 現在我想問，你到復旦后看到了什么？
秦：我是鎮壓“四人幫”、恢復高考后復旦大學圖書館系第一批畢業生。 我記得當時有一句話，圖書館在上海。 除了上圖以外，復旦大學的圖書館都算圖書館。 從一開始，我就加入了報刊部，跟隨曹老師等人做一些具體的工作。 由于當時復旦已經有70年的歷史，所以有很多舊報紙、期刊。 應該說，關于“文革”的資料是有一些的，我也看過一些。 我記得主要包括以下幾個部分：（一）領導講話。 內容比較亂。 (2)各種小報。 每個紅衛兵組織都有一份小報留學之路，造反派的首要任務就是出版一份小報。 小報的出版標志著這個組織的存在。 （三）“某活動”專用傳單。 （四）當時被認為公開出版的“文革”報紙較多，主要是《紅衛兵戰爭報》和《工人造反報》，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在全國各地出版。 當然，還有“文革”時期的《解放日報》和《文匯報》。
曹：我插一句，我保護了秦老師看到的那部分“文革”資料。 那是1977年春天，因為上級通知，所有“文革”物資都要處理，普通單位必須上繳、銷毀。 統一規定上海圖書館保留一套。 作為一名資深報人，我當時負責管理數據庫。 我相信，無論這批信息是對還是錯，都可以作為歷史數據保留下來。 因此，處理這些信息并不是我的初衷。 老板讓我處理，我只好執行。 那天，廢紙廠的卡車停在圖書館大樓外。 上午九點到下午三點，我們把“文革”資料一一扔出窗外。 當三分之二的東西掉下去的時候，我也餓了。 那時糧食緊張，吃的不夠，所以很容易餓。 更重要的是，我不想再這么做了，因為我心里覺得這批資料還是有價值的，應該保留下來，所以我就向下面的人擺擺手，說結束了。 這將保護三分之一。 應該說，復旦圖書館三分之二的“文革”資料都是通過我的手扔出去的。 前天，我遇見了圖書館的一位老同事，聊起了這件事。 他說那天你在上面扔，我在下面撿。 廢紙廠的卡車開走了，地上散落著一大堆，甚至還被點燃了。 為了防止火焰熄滅，他們不斷地用鐵棒敲打那堆紙。
金：1977年上級的通知非常重要。 說明這次銷毀數據的行動規模很大，復旦執行起來也非常堅決。 我不知道其他大學圖書館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 從本質上講，這應該是否定“文革”的實際行動，但從長遠看，從本質上看，只有深入研究“文革”，才能真正否定“文革”。 ”。
秦：現在我來說一下曹老師暫時保護的三分之一數據的命運。 我進入復旦的時候，形勢其實比較穩定，是撥亂反正的時候。 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隨著文化教育的發展，報刊日益增多。 可惜當時復旦圖書館物理空間不大，所以沒有倉庫。 我們第一個存放資料的地方是科學館。 當時我們在兩個科學館的花園里建了房子。 我們報刊部的舉動在圖書館里是眾所周知的。 當時有些部分被認為很有用，比如《人民日報》，那些不被認為很有用的就被推了上去。 當科學館的花園已經滿了，還沒有足夠的空間容納他們時，領導給他們安排了防空洞的地下三層。 因此，這部分“文革”資料，以及外國報紙等，都被推下去了。 這次有損失，因為這部分被認為不重要。 普通卡是分類登記的，但是沒有登錄，沒有登錄，就不算是固定財產，所以這個是不一樣的。
曹：確實如此。 當時圖書館就有這樣的看法。 只有那些已經登錄的資產才是固定資產，以后才會被統計。 如果只是在卡上注冊，沒有登錄，丟失的問題不會太大。
秦：文科館建成后，物資會從防空洞里拉上來。 這樣一拉，損失就更大了。 沒有提出來的就失去了。 對于已經登記但沒有登記號的，這部分信息就是所謂的傳單、領導講話等，我們后來找了，沒有找到。 后來中文期刊等全部處理掉。 在搬家過程中，我們還招募了兩組搬運工。 由于這群人對文檔的了解程度較低，沒有保護數據的意識，所以他們的任務就是幫你把東西搬出去，哪怕東西已經完成了。 最后，防空洞發生火災。 同時，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文革”資料在當時是被忽視的。 他們可能認為這些材料是非正式的并且大部分是油印的。 或許從歷史價值上來說，這部分數據并沒有什么新的問題有待發現，而且有些內容可能被夸大了等等，這反映了當時人們的心態。 時至今日，我只能說，“文革”期間公開出版的報紙還在。
金：我注意到你剛才提到了關于“某事件”的專門傳單。 應該是非常有價值的。 不管是夸大還是不實，畢竟都是原始的文件和記錄。 尤其是把不同派別、不同觀點的材料進行整理和比較，就能發現很多問題。 類似這樣分類的“文革”資料，其他地方似乎并不多。 我還想問，防空洞起火是怎么回事？
秦：我當時不在場，只是聽說的。
曹：聽說消防車一來，用高壓水槍，剩下的資料就全部銷毀了。
秦：我覺得問題還是出在沒有登錄和走動上。 當時，上級要求你立即搬遷，并規定了一個日期和月份，讓你搬到位。 被推進防空洞的物資大部分是我們報刊部的。 他們被匆忙推上來，卻在運輸過程中丟失了。 有些在被移動之前就被處理掉了。 我記得有兩個很有價值的編目卡片盒。
金：我同意秦老師的觀點。 材料不能隨意移動。 一旦移動，它們就會丟失或損壞。 我見過的保存“文革”資料的地方大多都沒有動過，所以積了四十年的灰塵，動起來會讓人窒息。 在一些地方，野貓已經筑巢。
曹：那總比失去好。 很多年以后，復旦很難再有人研究這段歷史了。
金：我這里有一個藏品，是印刷版的《巴金圖書館目錄（供批評用）》。 該文獻扉頁印有“復旦大學圖書館，1967年9月”。 它包含了巴金幾乎所有版本和文章的目錄，文檔厚達40多頁。 巴金去世后，第八屆巴金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嘉興召開。 我帶著這份史料來參加會議，研究巴金的博士生們都大為驚嘆。
秦：這是完全有可能的。 比如，我們紀念《共產黨宣言》發表150周年，編寫了書目。 復旦圖書館有這個傳統和能力。
曹：讓我考慮一下。 1967年，既不被邊緣化又沒有能力的人大概只有少數。 如果你帶了這個藏品，這件事就應該調查。 對了，金老師，您現在是上海“文革”史料專家了。 你也應該給我們講講你這些年的經歷和經歷。
金：保持簡單。 這幾年，我帶著“進倉庫戴口罩、灰燼出倉庫”、“背著書包”的形象，跑遍上海多地尋找“文革”信息。在路上，一手拿著材料，一手拿著面包。” 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和收獲。 就你面對的人來說，第一類是那些明顯用“階級斗爭”警惕的眼光看你的人，總覺得你在做壞事。 同時也有人認為這個人的行為非常負責任，對歷史負責，應該支持。 第二種是“學術禁閉”，就是這些材料我們還沒有解封使用，你怎么能先用呢。 如果屬于個人學術收藏，當然不能隨意查閱。 事實上，這是大學或公共圖書館的公共收藏。 而且，至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不會有人專門去使用它。 同時，也有人認為圖書館資源，有人使用就體現了價值，這是好事，應該支持。 第三種是“拿錢”的市場運作，讀一次信息，付一次錢。 這不是復印費，而是使用費，仔細想想，這似乎很合理。 畢竟是別人的資源，但是價格卻很高，相當難以承受。 同時，也有人認為這項工作有難度、有意義，甚至有功勞，應該支持。 這三種情況中，遇到前一種情況，會很麻煩，需要花費很多心思和精力去解決； 遇到后一種，就會很順利，心情也會愉快。 當然，也有一些地方是根本無法穿透的。 真可謂“水不可倒，針不可插”。 也許是因為時間不夠，還需要努力。 這東西靠意志力，靠努力，還有一點點運氣。 有時候機會來臨時，會給你一個巨大的驚喜。 此外，民間還有收藏家將其保存在手中。 我知道上海也有廢品回收系統。 或因拆遷、長輩去世、或單位注銷，大量文件、資料、檔案會不斷外泄。 里面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東西，包括各種會議紀要、文件、筆記、日記、通知、告示、信件、評論等等都被挑出來帶到了文廟，那里有專門的人去購買并交易它們。 關鍵取決于你的承諾程度。
今天的交流就到這里，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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