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吳大學的創辦歷程及英語教學發展概要，你了解多少？
更新時間：2025-08-25 21:08:03作者：佚名
東吳大學創建于1900年，屬于國內最早建立的教會大學之一。在其建立與發展的歷程中，由美國監理會創辦的博習書院、宮巷書院以及上海中西書院，分別于1899年、1901年、1911年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并入該校。1913年，東吳大學成立校友組織，規定所有并入該校的各書院學生，其成員身份等同于本校學生。遵循這一原則，該校的英語課程需涵蓋博習書院、宮巷書院，尤其要重視中西書院的英語教育，這些書院共同構成了東吳大學英語教學體系的關鍵部分。
一、英語教學發展概要
1.博習書院
1871年，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曹子實于蘇州十全街創辦了一處“日校”。1876年，潘慎文（A.P.）前往蘇州，與曹子實共同推進學校事務，同年該“日校”改稱為“存養書院”。1879年，“存養書院”搬遷至天賜莊，1884年再更名為博習書院。因為教育機構的主要目標在于弘揚宗教教義，博習書院設置了地理學、基礎自然科學以及數學等學科，而未包含英語學科的教學內容。在博習書院，學子們用母語學習，所接受的教育水平大致相當于當時美國的初等和中等教育階段。此外，學校通過各種方式引導他們理解基督教的教義，期望他們未來能夠像教育者一樣，投身于基督教的實踐與傳播工作。英語學習只能由學生自行完成。1895年，韓德明接替潘慎文擔任博習書院的監督職務東吳大學，此后學校的規模開始逐步增長。博習書院認識到英語教學是教會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環，需要同步開展，目的是將其與教會的其他宣教活動相結合，因此從那時起開設了英語課程，并開始收取學習費用，此舉旨在滿足社會對英語人才的需求，同時逐步讓那些已經學完或即將學完中文課程的學生免費學習英語，以此來調和學生之間的分歧。學習英語需要花費費用，因此，交費的學生會看不起那些免費接受教育的人，而那些免費上學的人又羨慕他們能夠學習英語。1899年，因為環境的變化，博習書院被合并到了上海中西書院。
2.中西書院
1880年代，國人看待英語及西方學問的觀念出現了根本性轉變，不再視其僅為商賈與外交官的專長，而是希望通過鉆研這些知識，來開拓嶄新的職業道路。中國政府積極興辦新式教育機構、選派學子出國的舉措，激發了林樂知（Allen，Y.J.）創辦現代大學的構想，他希望這所大學能夠匯聚一批學識淵博、兼具東西方文化素養的教師，致力于培養眾多青年才俊，讓他們在未來世界文化舞臺上貢獻力量。林樂知深刻認識到“中國當前人才急缺”，因此在上海“英租界”選址建造一所大型學府，并將其命名為中西書院。為中國精心培養棟梁……逐步研習天文學、地理學、格致學、理學、化學、重力學、數學等學科”。1882年，中西書院建立，學習周期為八年，學員必須至少完成兩年基礎階段課程和四年進階階段課程，若“愿意繼續深造，還可以再在校兩年。總共十年，方能培養出可用之才，以應日后重要需求”。中西書院堅持“舍棄西方方法而只專研中國方法不行，舍棄中國方法而只專研西方方法也不行”的“融合中西方，不可有所偏廢”的教育理念，致力于培養“中西知識兼備”的復合型人才。因此，學生們“一半時間鉆研英文，一半時間研習中文”。然而，對于西學，學生們真正感興趣的是英語。他們迫切希望掌握足夠的英語技能，以便在上海蓬勃發展的商業活動和政府新創辦的產業中找到理想的工作崗位。一旦具備一定的英語與西方知識，鮮有學子愿意繼續深造。1886年，中西書院推行變革，針對中學與西學制定各異的教育周期，開設專門課程以適應不同需求，并且提升了學習西方學問和英語的收費。1895年，潘慎文出任中西書院主管，調整書院偏重英語而忽視實用學問的傾向，增設中國社會迫切需要的學科，促進了學校的進步。1911年，中西書院的學子們轉入東吳大學的相關院系，兩個群體的學生彼此融合，最終整合為東吳大學的文理學院部。
3.宮巷書院
甲午戰敗促使中國社會再度掀起學習西方、掌握英語的熱潮，因為若僅能研讀譯介的西學著作，便會對認識西方世界形成巨大阻礙。1895年蘇州，有六位青年學子請求傳教士孫樂文（D.L.）教授英語，他們表示，先前過于傲慢，不曾向外國探求知識……“對華夏而言，別無他途！”在他們看來，需掌握的知識浩如煙海，最佳途徑便是學習外語，以便研讀貴國的典籍。孫樂文堅信，教會正迎來一個史無前例的契機，那個基督信徒期盼已久的時刻業已降臨。歷經半年的籌備，1896年，宮巷書院宣告成立，首批25名學生中，有6位是青年學子，他們組成了書院的骨干力量。該校教授的課程涵蓋漢語、數學、基礎自然科學、地理、基督教教理以及英語。孫樂文的家中，有三名親屬負責教授英語課程。學生要參與漢語晨間誦讀，閱讀帶有中英文標注的宗教書籍。英語教學的開展順應了時代的要求，使得宮巷書院快速發展，1898年，入校學生人數增至十名，“1900年`義和團運動’迫使學校暫時關閉”，1901年，學校搬到博習書院在天賜莊的校址，并成為東吳大學的一部分。
4.東吳大學
1896年，在基督教布道者集會的第二個年度大會，布道者對于教會教育機構是否教授英語、是否用英語授課的討論，已經以支持方的勝利告終，先前不教授英語的教會教育機構開始開設英語課程或者至少提供英語作為選修科目，先前已經教授英語的教會教育機構則進一步將英語作為教授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工具。根據傳教士的認知，中國的現代教育必須借助現代語種開展，而對他們而言，這個語種就是英語。到了19世紀末期，絕大多數教會男生寄宿學校以及部分日間學校已經開設英語課程，女性教育機構也正積極跟進。進入20世紀初期后，新建的教會中學和高等院校中，英語被列為核心科目，在整個教學體系中占據著絕對重要的位置。英語教育在學校中廣泛推行時，1899年，美國監理會差會召集傳教士舉行會議，規劃了教會教育未來的發展方向，并決定在蘇州設立一所大學，使其成為當地教會學校的示范。1900年，東吳大學校在美國田納西州獲得許可，準予創辦“文學、醫學和神學領域，以及適宜增設的其他學科，在博習書院原址開展教學活動，旨在培養能夠‘用英文闡釋漢文學識，用漢文表達英文知識’‘融匯中西’的博雅人才，在重視中國語言文學教育的基礎上，將英語確立為優先授課語言，要求學生在中學和大學預科階段完成語言準備，進入專業課程后直接以英語進行科學學習。歷經五十載的逐步適應，通過深入融入本地文化、貼近民眾生活和強化學術研究等重重考驗，東吳大學已成為英語教育最為周全且聲望卓著的宗教院校之一。
二、英語教學實踐措施
為了立足中國高等教育領域，引領教育革新方向，教會大學在創辦初期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著力發揮自身長處，注重英語及西方學科的教學，這是由于當時中國社會轉型階段對英語和西學有著迫切需求。東吳大學是創辦時間很早的教會高等院校，它自然而然地跟隨時代發展，運用各種方法來提升英語及西方學科的教學水平，不僅和上海圣約翰大學齊名，是英語教學最為出色的教會大學之一，而且在英語教學的一些領域，還成為了整個教會英語教育領域的標桿。
1.課程設置
東吳大學的英語學科安排，展現出從入門到高階、從語言學習到專業應用的逐步提升特點。中西書院的學習周期持續八年，初期兩年屬于基礎訓練，安排了諸如辨識文字，理解簡明詞匯，研讀初級讀物，掌握句式規則，轉換詞句含義，以及學習西方語言等涉及語法，句型，詞匯起步網校，翻譯，會話的語言入門學科；后期四年則轉為進階學習，逐步增設了包括算術入門，世界地理概覽，精選文本翻譯，深入語法探究，物理知識研習，書信翻譯實踐，天文學知識鉆研，幾何學原理應用，三角函數計算，化學實驗操作，物理學核心理論，微積分初步講解，倫理學基本原理闡釋，各類文獻翻譯訓練等自然科學領域的課程。現在學生已經基本具備在新興領域找到工作的英語能力和科學素養。最后兩年進入高階學習，學校開設了包括航海測量學，國際法概論，綜合應用技術，文獻編纂，經濟強國策，天體觀測，地質學，礦物學研究等專門課程，旨在培養未來能夠擔當重任的專業人才。這些西學課程使用的是原版教材，并且全程以英語進行授課。通過這個八年的學習項目可以發現，英語學習始終是其中的重點，其過程展現出循序漸進、從入門到精深的特征；科學素養的培養也占據著核心位置，其發展路徑體現出從語言表達過渡到對人文社科以及自然知識的探索。
東吳大學自建立以來，英語教育就被視為核心工作，是所有學科學生的必學內容，旨在讓他們在正式學習期間，能在西方學術的各類領域中運用英語進行深造。對于人文社科領域的學生，英語課程自始至終都是必修科目。1940年，教育部批準東吳大學將英語設為重要學科；自然科學領域，諸如生理學、物理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等學科，國內缺乏優秀教材；理學院各門課程，教材和參考書多采用英文版本；法學專業，主要使用美國大學法學院的原版教材（早期法科圖書館幾乎見不到中文法律書籍，名為比較法律學院，實際教學內容幾乎全是英美法）。在授課方式方面，應當優先采用英文講解，而非翻譯中文文獻，這種做法更為妥當，尤其對于除中國歷史和學術政治之外的所有學科。采用原著教材并直接以英語授課，能夠防止翻譯用詞的混亂現象，同時也能拓寬學生的知識領域，將英語學習融入科學知識傳授過程，有利于培育出融匯中西學識的復合型人才。
2.教學方法
東吳大學選用國外原版書籍，全程以英語進行授課，對于錄取的學生，首先規定英文能力“必須在閱讀和表達方面都有扎實基礎”。即便如此，學生們的英語水平仍然高低不一。因此，東吳大學著力加強英語基本技能的訓練。中西書院“從學生入學第二年開始，就推行英語的強化教學，結果使學生的英語水平明顯超過其他學校”。東吳大學也有相關要求，如果一年級學生的英語水平沒達到入學考試標準，就必須每周增加一小時的英語學習時間，用來補習英語。學校在一年級課程里，為英語基礎較差的學生開設了不計學分的英語輔導課，并且會布置很多課外閱讀材料。到了1905年，《中國教育會》舉行第五次年會上，東吳大學還向外界推薦了本校正在使用的英語原版補充讀物。東吳大學亦設有暑期課程，旨在輔助學生鞏固高中英語語法，為高中結業生或同等學力者申請大學做準備，或針對計劃參加大學英語入學考試，且覺自身英語水平尚有欠缺者，課程側重于文法、慣用語、詞匯句式解析，并涵蓋閱讀理解與聽力訓練。
東吳大學致力于優化英語教育方式，目的是讓學生迅速掌握英語應用技巧，同時還能借助英語作為探索其他學科的手段。在中西書院，學校推行爭先的教學策略，以此點燃學生鉆研英語的熱情。顧維鈞這位我國知名的外交家曾提及，中西書院的教員運用了一種基于競爭的創新教學理念教室中每個學子都配備著一套書桌與椅子，教師的左右兩邊各放置了兩條長木凳。這四條長木凳是為十二位在拼音方面表現突出的學生準備的。其余的同窗則繼續留在各自的座位上。那些坐在長木凳上的學生，會依照年齡順序依次就位。教師宣布需要全班學子拼讀的漢字時，會先請那些未坐在長木凳上的學子嘗試拼讀。倘若他們之中無人能夠準確拼讀，便要請坐在長木凳上年紀最小的男學生來拼讀。倘若他讀錯，則輪到下一位同學繼續拼讀，整個讀詞環節都讓人非常激動，比賽的氛圍相當熱烈，一旦我領先了，我就定要竭盡全力維持住這個位置。
倘若中西書院推行的“爭先進”教育模式確有開拓性，那么，東吳大學采用的“古安體系”教學理念則帶動了教會英語教學方式乃至全國英語教育的發展方向。自1902年起，東吳大學規定英語教育“教師須用新式手段，力戒私塾教學弊端”。對于英語語言，運用戈因的新式教授法，效果顯著……當年春季，求學之人眾多。“古安系列”教學理念指導教師需借助目標語言，闡釋配套句型，再逐個演繹這些句型，借助肢體動作使句意清晰，嚴禁摻入任何其他語言詞匯。東吳大學預科英語教師在校內實踐中構建了眾多此類句型，并匯編成冊，有效實施了“古安系列”教學方案。學生們突然發現，即便不借助任何漢字說明，他們依然能夠說出英語，并且完全領會句子的含義，對此他們感到十分驚訝，老師們也深受激勵，因為學生們頻頻點頭，臉上洋溢著領悟的神情。東吳大學的學生在預科時期就完成了英語基礎學習，升入本科階段后，他們直接以英語為授課語言，學習包括生理學、物理學、生活技能、政治學以及法學在內的各種學科。“古安系列”教學法的成功推行，改變了我國晚清以來“語法翻譯”教學法（The - ）一直占主導地位的狀況，也使東吳大學在英語教學上成為教會學校中的佼佼者。“古安系列”教學法蘊含著直接法（The ）的初始形態，到了20世紀20年代演變為“直接法”，并逐步在我國中小學英語教育領域得到普及。
3.開設選修課程，建立學分制
東吳大學不僅運用了教會學校常見的教學方法，比如借助頻繁且多樣的考試來提升英語水平，還廣泛設置了各類選修課程，旨在拓寬學生的知識領域，并且推行了學分制度，以此作為推動學生英語進步的動力。該校文、理、法三個學院的所有學科，都按照學分來衡量。學生需要修讀專業課程，同時英語也是他們的必學科目。法學系規定學生初年級須學習英語課程；文學系與理學部則規定學生在前兩個學年需要完成英語科目14個學分的學業，這部分學分要占所有基礎必修課程總學分的三十個百分點。這個階段的外語基礎課程側重語言基本功的鍛煉，比如“反復研習語言規則要點……務必讓語法和表達上的偏差盡可能消除”，“強調語法的核心要領以及句式構造”，并且“挑選杰出作家的散文進行深入剖析”，旨在寫出邏輯分明、表述準確的論述文章。為了幫助學生更好地選擇課程，東吳大學把所有開設的科目都劃分為核心課程和選修課程。核心科目要全面深入鉆研，輔助科目必須和主要科目緊密相連，這樣學習才能達到融會貫通的程度。依據東吳大學課程安排，選擇英語作為第二學科的學生，在完成一至二年級的必修英語課后，還需選修其他具有專門性和知識性的英語課程，例如期刊文章研讀課，讓學生得以接觸各類英語出版物，學會并運用語言表達方法；翻譯課程，使學生了解中外作家及翻譯學者的翻譯理念，特別是科技術語和中文譯名的轉換技巧；文學課程，則有助于學生欣賞莎士比亞作品、圣經文學、十九世紀英國文學以及歐洲自由主義時期的詩歌作品，從而增加英語閱讀量，提升語言能力和文化水平。其他課程，例如現代小說、現代戲劇、各類詩歌選集、文學概覽等，也在三至四年級依次開設，學生可以依據學校課程計劃規定的學分要求，參考個人興趣偏好，挑選若干門課程進行學習東吳大學，不過莎士比亞作品以及現代英國文學（或十九世紀英國文學）對所有英語副科學生來說，是必須修讀的科目。
1940年，東吳大學新設了外國語文學系，該學系使用英文授課。該系規定學生必須在第一至二年級期間，修讀總共14個學分的公共必修英文課程。升入三年級后，外國語文學系增設了數量更豐富、學術性更強、體系更完善的英語課程，涵蓋英文散文賞析與寫作（包括英美文學經典、當代散文、高級寫作）、分階段英國文學探究（涉及浪漫主義時期及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文學）、小說篇章研讀（包含短篇故事和英語小說）等。另外，那些非核心學科，比如英國文學通史、全球文學杰作、語言轉換、戲劇作品賞析、英國詩歌選析以及英文學基礎理論等，同學們也需在第三學年全部學完，同時依據系領導的安排，能夠選擇英文人物傳記、戲劇演進探究、演講辯論技巧、美國文學思潮、文藝復興時期創作以及文學評論方法等十二個學分的選修科目。
4.師資配備
師資發展在學校考核里地位突出。前校長孫樂文格外關注教師隊伍建設。他表示:要開展更優異的工作，但這需要人力和財力——尤其是人力。眼下我們迫切需要具備完善學歷的人才來充實教學隊伍。這類優秀人才比學校設施更為珍貴。他們憑借少量資源能創造的佳績，遠勝那些只懂大量花錢卻無作為之輩。東吳大學剛成立的時候，教職員工僅有孫樂文、文乃史.B.、祁天賜GeeN.Gist這六位老師。到了1903年，教師團隊規模擴大到十四人，其中七位是來自美國的教師，負責英語教學的只有孫明甫R.S和文乃史。師資力量不足，導致“外籍教師必須重新學習他們在美國高校修讀的人文與科學知識，他們中的許多人可以教授多門學科，必要時也會承擔教學任務”。為了提升教師隊伍水平，東吳大學積極延攬賢才，聘請了大批外國學者來校執教，他們當中許多人獲得了碩士學位。有文獻表明，1903年之后，在東吳大學及其附屬中學供職的外籍人士高達七十七位，而且這數量并未涵蓋那些主要講授科學科目并短期來校授課的訪問學者，白約瑟就是最早加入東吳大學的外籍教員之一，他也是該校創辦過程的目擊者。他于1899年抵達中國，1929年離開美國，在東吳大學服務將近三十年，一邊從事英語和文學教學工作，一邊為后來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的創建做出了關鍵貢獻，地位舉足輕重，1929年，費德樂（，Rolfe）和羅心權（，Angle）進入東吳大學，這兩位畢業于美國頂尖學府的杰出人才，日后成為了東吳大學英語教育的中堅力量。富德生來自美國，曾在東吳大學任教11年，期間獨立編寫了東吳大學教材《大學用戲劇讀本》。該書收錄了12部獨幕劇和2部多幕劇。這位外籍教師對東吳大學的整體發展，尤其是英語教學方面，產生了顯著影響。
東吳大學的英語教育事業也少不了華人教師的辛勤付出。這些教師中不乏杰出人物。陳海澄便是其中一位代表，他不僅是東吳大學創辦時實際到校的45名學生之一，而且在校期間成功獲得了文學學士學位，并被授予“本校（東吳大學）開創性人才”的稱號。與陳海澄相差一屆畢業的吳獻書，同樣擔任過東吳大學的重要英語教學工作。吳獻書在教授方面，主張廣泛閱讀和大量涉獵，認為這是靈活運用語言的基礎，非常反對語言學習追求速成效果。曾受其多年指導的我國英語權威許國璋，評價他是“近代中國英語領域、教育界的杰出人物”。吳獻書在從事教學工作的同時，一生中寫作和翻譯的成果非常豐富。他獨立編寫的《英國文學入門》被東吳附中用作英語教材；他翻譯的柏拉圖《理想國》即使在他離開東吳五十多年后重讀，也讓他覺得譯文精準，比現在的白話版本好得多，對此他深有感觸。繆廷輔也是東吳大學的畢業生，他在東吳大學長期教英語，對英語語法和英漢翻譯很有研究。他全面研究英語發音、歷史演變及語法體系，強調綜合而非孤立地分析語法，揭示英語語法特點，旨在減輕學習這門外語的障礙，著有《中學現代英文法》、《高級英語法》、《活的英語法》、《大學英語作文》、《現代科學英語教材》等書籍，并且多次擔任英漢對照刊物《名著選譯》的主編。圣約翰大學的秦希廉在燕京大學研究生院獲得了碩士學位，是東吳大學文學院中極少數的英文副教授之一。1948年到1950年期間，秦希廉擔當英文系代理主任的職務，并且負責講授英國文學課程。在東吳大學擔任英語教師的華人學者還包括董慶藩、張云谷、云煥天、黃光譜、周珊鳳、江美貞等人，他們為東吳大學英語教育事業的進步付出了自己的才干。
5.英語人才培養
東吳大學憑借卓越的教學方式、科學的專業規劃以及深厚的教師資源，培養出眾多杰出人才，其中不少人因出色的英語能力而備受關注。中西書院成立后的十年間，就有超過二十名畢業生，他們精通英語和西方知識，被政府部門的相關機構，包括外交、海關、電報、鐵路和教育部門所吸納。二十世紀初，中國政府舉辦出國留學生選拔考試，東吳大學一名學生從全國三千名考生中表現優異，反映出該校在教會學校里英語教學水平較高。1933年英文版《中國名人錄》資料表明，東吳大學與中西書院的畢業生名人共計二十一人，占教會學校全部兩百零一位名人畢業生的百分之十。眾多杰出人才離開東吳大學，部分擔任了教會大學英語教學的核心角色，相當一部分更因卓越成就而名揚四海。顧維鈞是令東吳師生及全體中國人引以為傲的人物。他身為杰出外交家，代表國家出席了巴黎和會。顧維鈞在會議上侃侃而談，憑借嫻熟的英語表達，嚴厲抨擊了列強對中國的侵略行為，彰顯了國人守護國土的決心。顧維鈞憑借卓越的外交能力享譽國際，也讓大家見識了他那連英美人士都稱贊的純正英文。東吳大學不僅培養了杰出外交官，還造就了像姚莘農這樣的知名翻譯家。姚莘農擅長英語，是圣約翰大學英文系一位有名的學者，該校以英語教育見長。三十年代，姚莘農將曹禺的《雷雨》譯成英文，這部譯作得到訪華的美國劇作家亞歷山大·迪安的高度評價。姚莘農也參與了美國人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工作，幫助他將魯迅寫的十多篇短篇故事翻譯成英文，例如《吶喊》、《藥》、《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風箏》、《離婚》以及《論`他媽的”》。這些譯作后來都收錄在斯諾編選的《活的中國從》（ china）這本書里。姚莘農憑借精準的用詞、流暢的文風，向西方民眾展示了中國的現代文學。論及知名度，許國璋或許比顧維鈞和姚莘農在年輕群體中，特別是英語研習者中更具影響力。許國璋是我國卓越的語言學家以及聲名顯赫的英語教學專家，他的英語學習生涯發軔于東吳附中。許國璋在中學四年期間，跟隨東吳大學的吳獻書教授學習，通過勤奮努力，融合了中西方知識，為日后的學術探索建立了深厚的語言基礎。現在，許國璋的名字已經和英語緊密聯系在一起，廣為人知。特別是他主編的四本大學英語教材，自20世紀60年代初面世以來，在國內長期使用且備受推崇，成為我國英語教材領域的標桿之作。顧維鈞，還有姚莘農、許國璋，以及眾多東吳學子，都曾憑借英語方面的卓越成就，為東吳大學增添光彩。
中國近代教育中，教會大學是一類特殊存在，它們是西方文化輸入的途徑，其在中國的發展狀況體現了當時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點；教會大學也堪稱中國新式高等教育的開創者，它們的建立推動了中國對高等教育的關注；教會大學還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教育的不足，在辦學方式、課程設置、人才培育、服務社會等多個層面，為中國高等教育注入了全新的元素。對于在中國已經持續半個世紀以上的這一特殊教育人群，需要深入探究，涵蓋其積極和消極的社會影響以及歷史教訓，否則無法透徹認識中國近代教育史，更不用說整個中國近代史了。
東吳大學是教會高校的先行者，它的英語教育備受矚目，其社會效益和弊端都值得深入探討，它的多種教學方式包含可取之處，在一定程度上能為現代英語教學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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