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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

新華社消息，近期有美國議員提出一項法案，旨在對部分中國公民赴美深造或學術交流實施限制。該法案規定，針對那些申請前往美國學習或進行學術交流的中國公民，如果他們所研究的領域被列入美國的“商業管制清單”，簽證官需將相關材料送至華盛頓進行額外的審核。自2017年12月起，美國白宮在其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明確指出，將采取措施對STEM領域（涵蓋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的國際學生簽證實施限制。隨后，在2018年6月，美國國務院進一步公布，將減少在航空學、機器人技術以及先進制造等理工科專業領域學習的中國學生所獲得的簽證數量。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先前指出，人員交流是中美兩國在各領域加強互動與協作的基石，中美兩國應采納更為主動的策略，以提升人員往來的便捷性，進而為雙方在各領域的交流與合作營造更為優越的環境。

收緊中國留學生簽證

產生的負面影響

在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背景下，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對中國的留學生簽證政策進行了限制，此舉在美國國內引發了廣泛的反對之聲。去年，美國教育委員會和美國公立及農工大學協會這兩家高等教育協會，曾聯名發表聲明指出，中國留學生對于科學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他們的研究正是美國經濟增長和創新的動力源泉。同時，他們強調，限制中國留學生的簽證政策將不利于校園文化的多樣性。毫無異議，若美國持續實施對中國留學生簽證政策的緊縮策略，必將對國內高等教育機構的國際化進程以及招收中國學生的數量產生重大而長遠的影響，進而對中美兩國高校在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領域的合作產生進一步的負面影響。

我國教育機構及高等教育學府需采取有效措施應對這一現象。據教育部發布的數據表明，2018年我國赴海外深造的學生數量首次越過了六十萬這一重要門檻，具體數字為60.84萬，較上年同期增長了11.74%，這一數據使得我國繼續保持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地位。2018年，《門戶開放報告》揭示，美國繼續成為中國留學生首選的目的地。在2017至2018學年，中國學生赴美留學的人數攀升至一定規模，同比增幅為3.6%。這一數字占到了美國所有國際學生的33.2%，他們在教育上的支出更是超過了138億美元。

中國留學生不僅為美國高校帶來了學費收入，而且對大學的多元化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在評價世界級大學時，國際學生占學位攻讀人數的比例是一個關鍵指標，普遍觀點認為，這一比例應當超過20%。若對中國留學生簽證政策進行限制，將直接影響到美國高校的招生工作，并可能削弱美國大學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

美國對中國留學生簽證政策進行了收緊，這一舉措或許會對我國高校的國際交流合作帶來一定影響，特別是在學生海外游學方面。以2016年為例，武漢大學就有多達600名學生通過各種途徑赴海外進行游學。此外，我國部分高校已宣布目標，計劃到2020年使本科生中擁有海外游學經歷的比率提升至50%，而學生海外游學的首選目的地多為美國大學。

中國學生出國留學

會更加理性

對于我國學子而言，赴海外深造業已成為追求教育的一條關鍵途徑。我國社會對留學選擇持有更加開放與寬容的態度美國留學生，無論是學業結束后選擇在國外就業、定居，抑或是回國發展，均能獲得社會的理解與尊重。自1978年起至2018年年末，我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累計高達585.71萬，其中國外學習者有153.39萬，已畢業者達到432.32萬，而在學業完成后選擇歸國的有365.14萬，這一比例占已畢業人數的84.46%，出國留學與回國發展的態勢已趨于平衡。

美國對中國留學生簽證政策進行了收緊，這一舉措將影響到一部分中國學生赴美深造的計劃。因此，原本計劃赴美留學的學生及其家庭不得不重新審視和決定他們的留學方案。在我國，關于出國留學熱潮的持續升溫，社會輿論中存在不少爭議。一些家長因攀比心理作祟，對國外大學的實際情況缺乏了解，便盲目地將孩子送往國外留學。對此，輿論普遍呼吁學生和家長應進行理性的選擇。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對出國留學簽證的收緊措施，將促使中國學子在出國留學決策上更加審慎。與此同時，英國眾多知名學府，如劍橋大學和伯明翰大學等，已開始接受中國學生的申請，并認可其高考成績作為入學依據。

我國教育部近年來持續致力于促進中國高考成績在國際上的認可度。在美國，眾多知名學府如舊金山大學、伊利諾理工大學、楊百翰大學、薩福克大學等均已接受中國高考成績。若非簽證政策收緊，中國學生通往美國高校的大門無疑將更加敞開。我國應區分對待美國政府和美國高校對留學生的立場，持續推動海外高校對中國高考成績的認可，并促進歐洲、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等國的頂尖大學接納更多中國學生攻讀研究生學位。

促進中國研究生教育

高質量發展

有人覺得，海外留學熱潮可以促使我國高等學府提升教育水平美國留學生，從而吸引更多優秀學生在國內深造。近段時間，我國諸如北大、清華等頂尖學府在國際大學排名榜單上的位置顯著上升，其中清華的工程學科更是超越了麻省理工，榮登全球首位。不過，這種排名的提升主要得益于學術研究成果，但與全球頂尖大學相比，我國頂尖學府在培養人才的質量上，仍存在顯著的不足。

長期以來，教育界普遍認為，美國的研究生教育在中國之上。因此，部分中國高校在招聘新教師時，明確提出了海外知名大學的博士學位作為硬性條件。這一現象使得我國培養的博士們面臨困境：連高等教育機構都不認可國內培養的“本土博士”，迫使許多有意從事教育或科研工作的人不得不選擇出國深造。這種過度重視海外學歷的人才評價機制，本質上也是一種“學歷至上”的觀念，這在很大程度上對我國的研究生教育產生了負面影響。因此，我國社會亟需摒棄對海外學歷的盲目崇拜，打破“學歷至上”的固有思維。

我國有必要適度擴大研究生招生規模，特別是博士研究生的招生量，以便讓更多的學生能夠在國內享受到高質量的研究生教育。根據去年8月教育部、財政部以及國家發改委共同發布的《關于高等學校加快“雙一流”建設的指導意見》，旨在推動高層次人才供給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各級學生的培養體系進行優化，根據市場需求對培養規模進行調整，并適當增加博士研究生的招生數量。對此，有人覺得我國博士生教育規模已相當龐大，不應繼續“適度擴張”。然而，這實際上是一種誤判。根據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2017年我國的博士生畢業生人數為5.8萬，相較于2007年的4.14萬人僅增加了1.66萬人。在這十年里，我國的社會經濟狀況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博士生培養的規模卻未能跟上這種變革的步伐。

根據其他數據，我國每年授予博士學位的數量僅占美國的30%，而每百萬人口中新增的博士人數也僅為美國的7%。從2009年到2017年，我國博士畢業生的年均增長率只有1.8%，這一數字低于美國在同一時期的增長速度。在2017年，我國博士畢業生的總數達到了5.8萬人，這一數字甚至低于美國在1970年的水平。我國亟需推動研究生教育的全面進步，這涵蓋了博士研究生教育的深入發展。一方面，我們應適當擴充研究生的培養規模；另一方面，務必嚴格執行培養規范，以保證研究生的培養質量達到預期標準。

楊斌，清華大學副校長，曾指出，國家間的競爭實質上是高層次創新人才的較量，而研究生教育在其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特別是，能否吸引全球最頂尖的學生來我國深造，形成極具多樣性的學生群體，這對創新及創新人才的培育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隨著美國對中國學生赴美留學實施限制，我國理應加大高等教育對外交流的力度，吸引更多高質量、多樣化的學生來華深造，這正是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