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時間：2023-10-23 20:13:53作者：佚名
略論佛典漢譯的譯場組織
2005年08月15日06:56光明網
雨山
隋之前的佛經翻譯，并沒有像玄奘、義凈、天息災那樣譯經程序非常明晰且完備的譯場。不過在譯經過程中最主要的司專職的主持均已有之。
在我國歷史上有兩次大的翻譯時期：一是肇自晉朝，下至宋元，而以隋唐為中心的翻
譯泰國佛經期；一是源于明朝明末天主教傳教士對天主教和西方天文、數學等實學的翻譯，經由“五四”新文化運動至30年代中葉的西學東漸，乃至上個世紀80年代至今方興未艾的西方文化典籍的翻譯熱時期。以時間論，佛典漢譯跨越了一千余年的時光，但是翻譯出了在人類文化史上都少見的這么廣袤的典籍。而這種典籍的起初因為種種緣由，大都損毀亡佚，因而這種佛典完全是借助譯本留傳至今的，這在世界上似乎也是絕無僅有的風波吧！
我國最早的譯經活動，去除至今尚無定論的、漢明帝樂安年中（5875年）攝摩騰、竺法蘭所譯的《四十二章經》之外，有確謹記載的當屬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安息和尚安世高所譯的《明度五十校記經》。當時禪宗傳入中國不久，佛經的翻譯也只限于來華胡僧就能背誦的及隨身攜帶的經卷。帶來哪些就翻譯哪些，所謂“所持來經，遇而便出”，中國佛教學者并沒有選擇的余地。而且翻譯也都是小規模的，少數幾個人的事情。佛典漢譯所使用的術語，也大都是從當時學術界通用的中國古典文獻中借來的。這時的佛典漢譯尚屬草創時期，而這些情況仍然延續到元朝。到了南北朝時期，因為政府的扶植，譯經成為了國家的大事，政府經常撥付一筆數量相當的貨款來支持此項活動。湯用彤先生在《漢魏東晉南北朝道教史》一書手指出：“在道安曾經，譯經恒為私人事業。及道教勢力擴張后，帝王吃齋，譯經遂多為官府承辦。鳩摩羅什譯經由姚興主持，并于譯《大品》新經時，姚天王且親自校讎。”皇上都躬親出席著述工作，由此可以想見當時對譯經事業的注重程度。姚興為了表示對佛法譯經的推崇，在長安逍遙園建了西明閣，規模宏大，專門為羅什譯經之用。在這之前，譯場只是設在廟宇或其他適當地方的臨時機構，并沒有固定的場所。另據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記載，當時樂安寺的譯場也是異常壯麗的。
隋唐以降，積幾百年翻譯經驗后，更因為國家對譯經的注重，佛典漢譯事業有了較大的發展，譯經制度與譯場組織也逐步完備上去了。隋煬帝為彥琮在東都咸陽上林園設置了翻譯館，以“搜舉翅秀，永鎮傳法”，這是我國道教專門譯場的顯學。唐太宗為玄奘于大慈恩寺籌建了翻經院，玄奘的譯場跟他之前的羅什、真諦、求那跋陀羅的譯場有著本質的不同。由于玄奘本人精通梵漢兩種文字，且熟習道教教義，所以他不再像先前的外國譯主那樣，必須得依賴中國助手能夠譯得比較暢達。唐中宗時，又為義凈于大薦福寺設置翻經院。宋太宗時，為迦濕彌羅來的天息災等在太平興國寺籌建了譯經院，由三堂組成：中堂為譯經堂，東為潤文堂，西為正義堂。
下邊就隋之前及以后的譯經情況，來分別聊聊佛典漢譯的譯經制度和譯場組織。
隋之前譯經的最突出特征是翻譯時譯經與講經同步進行。據僧睿《大品經序》記載：“鳩摩羅什牧師，手執胡本，口宣秦言，兩釋異音，文辯交旨。”當時出席翻譯工作的僧眾人數，實在無法統計，如慧觀《法華宗要略》：“有外國牧師鳩摩羅什，……秦弘始八年（406）夏，于長安大寺，集四方義學沙門，二千余人更出斯經，與眾詳究。”譯經的過程，實際上也是講經、討論、釋疑的過程。這就促使譯場弄成了學府，譯主弄成了導師。譯主除了要譯經，并且還要往前來聽新出經的信眾論述經中的蘊奧，發揮其中的精微，不是此中的宿學，實在無法勝任。為啥湯用彤先生感嘆道：“古昔中國譯經之巨擘，必須先即為禪學之大師。如羅什之于般若、三論，精髓之于唯識，玄奘之于興相二宗，不空之于密教，均既深通其義，乃行傳譯。.……蓋古人之譯經也，譯出其文，即隨講其義。所謂譯場之助手，均實聽受義理之弟子。”譯講同施的形式實際上是美國禪宗的傳統在中國的延續，在美國講經法會興起質詢辯難，牧師藉問答辯論，引導觀眾進一步了解經義。
隋之前的佛經翻譯，并沒有像玄奘、義凈、天息災那樣譯經程序非常明晰且完備的譯場。不過在譯經過程中最主要的司專職的主持均已有之。我們可以大約曉得譯場的程序為：先由精通胡漢兩種文字的譯主用外文讀出原經，再口譯為漢語。由一充當筆受的弟子一一記錄出來，之后再校訂。假如譯主為不甚通漢語的胡僧的話，那就得降低梵語的筆受即書字和度語的職位。“度語”一職籌建甚早，《高僧傳》卷譯“支讖傳”云：“（竺佛朔）以光和二年（179）于徐州出般若三昧，讖為傳聞。”這里的“傳言”實際上就是后來的“度語”。據《宋比丘尼傳》卷三“論”載，度語所掌之職應該是：“傳度轉令生解”。為此，在不懂漢語的譯主的譯場中，真正與翻譯有關的職位是度語。
據《阿毗達摩俱舍論序》記載，精髓于陳天嘉四年（563）譯此經時的情形是：“法師游方既久，精解此土音義，凡所翻譯，不需度語。但梵音所目，于義易彰，今既改變梵音，詞理難卒符會。故于一句之中，循環辯釋，傾覆誠懇，乃得相應。慧愷謹即事奉，隨定隨書，日夜相系，不懈晷刻。”如果譯主精通胡漢兩種文字的話，度語一職實無必要。除了是精髓的譯場，羅什、玄奘的譯場中也均無此職。一經譯完以后，當仔細著述后始成定本，刻印留傳。當時的著述工作是極為負責任的。至此對隋原先的譯經方法，可推知個大約：先由譯主詮釋所譯之藏文，假如譯主精通胡漢兩種文字的話，即可用英文講解，之后口譯成漢語。如果不懂英文，則由度語進行翻譯。竺朔佛譯《般舟三昧經》時，支婁迦讖負責傳語，這是最早的一例。此例一開，西僧雖然不學漢語也能在中土講經，華人亦借著講經的法會而譯出完整的佛典。之后由在場的僧眾“循環辯釋”，等到“得相應”———諸僧眾均無異議以后，再由筆受寫定。僧眾的口供，便成為了此部新出經論的注疏。這是譯經過程中的“副產品”。譯完的經論經反復著述以后，始成定本，遂得以留傳。纂修工作初由通華文的主譯或傳語負責，后來另歸專人，譯文的用字在檢校時才作最后決定。諸如洛陽伽藍記翻譯，佛陀跋陀羅纂修《華嚴經》費時一年半，鳩摩羅什譯出《禪經》六年后又將該經檢校一次。
隋唐至明朝，因為政府的注重，道教的譯經事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每譯一經均要經過極嚴格的譯經制度。隋唐以降的譯場跟這曾經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廢不僅既譯經又講經的譯場，“譯場”名副雖然地真正成為了專事翻譯的場所。如據《慈恩傳》卷六記載，玄奘的譯場不過二十余人。將并未步入翻譯過程的講經分離出去，是有利于整個譯經工作的。
《宋比丘尼傳》將古代譯經組織分為十部，現略釋如下：
譯主。
這是翻譯的核心人物，宣讀藏文原文。譯主常常是對所譯精典在禪學功底上最有權威的人士，但并不一定與翻譯所牽涉到的語言活動有關。而且她們大都是不以漢語作為母語的俄羅斯、西域僧侶，有兼通兩種語言的，也有不懂漢語的。
筆受。
這是將藏文的意義通過譯主的講解后轉寫成漢語的工作。筆受必需要精通梵漢兩種文字，這實際上是筆譯的工作。
度語。
只有在譯主不懂漢語的情況下才設此職，以使譯主所宣講的藏文，讓其他參譯者均能透徹地感悟。度語實際上是“舌人”———口譯的工作。
證梵本。
這是檢測所譯的經文是否跟藏文原文一致的職務。實際上是將譯成英文的經文再翻回成藏文，跟原文進行比較。
潤文。
這是加工潤色的工作，使譯出的經文在意思不變的情況下，文體一致，因而使譯文愈發優雅、莊重。
證義。
佛典漢譯的重要性雖然不只是在詞匯、文體諸方面，更重要的是宗教義理是否正確。此職因事關重大，通常由多人充之。
梵唄。
這是在譯經開始前后的道教典禮，借此來整頓譯場人員之儀表和內心，并啟發她們生護法之慈善心。這在宗教翻譯中特別重要。
纂修。
這是從英文文字學的角度對所譯的經文進行的著述工作。通常由中學大師兼任。
監護重臣。
通常由朝內官員充任。這實際上是征得官方承認的一種形式，是名譽上的監護。
證字。
并特別設的職位，玄應曾兼任過此職。主要是負責漢語里的冷僻、異體字的甄選。
宋代譯場中職位的名稱，通常說來大致這么。不過在各個譯場之中又不完全一樣，似乎多少有些不同。但從中我們早已可以看出唐代譯場中的譯經制度之建立了。為啥現代學者張建木先生將《瑜伽師地論》的梵語抄本跟玄奘的譯本對勘后感嘆道，“就五體投地地敬佩漢譯本是這么嚴謹，近代翻譯少有趕得上的”了。有這么嚴密的譯場組織，又有玄奘這樣的翻譯大師，千余卷傳世的經論實在是不足為奇的。
清代譯經院的設置，比宋代更為完備，只是因為沒有玄奘那樣的譯經大師，所以成績不如元代。但對唐代譯經制度的考察與研究洛陽伽藍記翻譯，無疑對昨天的翻譯工作仍有啟發和幫助。《佛祖統紀》卷四十三載天息災譯經典禮，提到了唐代的譯場組織，分為九部，情況如下：
譯主。
正坐，面外，宣傳藏文。證義。坐其左，與譯主評量藏文。
證文。
坐其右，聽譯主高讀藏文，以驗差誤。
書字梵學僧。
審聽藏文書武侯字，猶是梵音。
筆受。
翻梵音武侯言。（紇哩第野再翻為心，素怛覽翻為經。）
綴文。
回綴文字，使成句義。參譯。參考兩土文字，使無誤。刊定。刊削容場，定取句義。
潤文。
官與僧眾南向設位，參詳潤色。
此九部之中頗值得一提的是“參譯”一職，這跟古代譯場中的“證梵本”大抵相當，亦稱要求參譯者將譯成英文的經文再反過來譯成藏文，看跟原文在意思上和語言上有無差異。假如不能還原成原文，那就說明翻譯出了毛病。誠如《續比丘尼傳》卷四“玄奘傳”中所記載的那樣：“初從梵文倒寫本文，次乃回之，順同此俗，之后筆人觀理文句，中間增損，多墜全言。”宋代譯經事業到了仁宗景祐四年（1037），因為譯場停頓，遂失利。其間，譯經院也改成了傳法庭，其重點已從“譯經”轉到了“傳法”上。這以后，因為種種緣由，佛典漢譯逐漸式微了，元清代三代其實也有譯經，但那是根本無法跟唐宋相提并論的。
綜上所述，我國古時佛經譯場的形式，可以尚且以隋為界，分為前后兩期：前期是譯經與講經同時進行的，這些方式少則成千人，多則幾百人，但是在場的任何人都可以跟主持譯經的譯主進行辯論。因為組織松散、混亂，而對譯經自身的幫助實際上并不大。后期乃是譯經與講經分了家，由譯講同施的動輒百人大譯場演化到了由少數專家組成的小譯場。由于譯講同施的方式早已過了時，道教的話語系統已即將產生，不須要過多的解釋了。據悉，高效、精簡的小譯場也可以防止許多無謂的干擾。將未步入翻譯過程的講經分離出去，因而促使整個譯經工作分工嚴格，而且組織嚴密、緊湊、高效。譯經三百卷的鳩摩羅什有助手三千，而譯經千余卷的玄奘，助手僅有二十五人，但各具專長并且職責分明，頗似明日的研究所或編譯館，是一種緊密的有序組織。但無論是前期還是后期，譯經的程序大致是根據傳語、筆受、證義諸步驟進行的，只是前期狹小，后期愈發完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