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地面積英文 1911年辛亥革命催生民間印刷業，中華書局如何發展
更新時間：2025-09-01 10:15:46作者：佚名
1911年，辛亥革命不僅終結了清朝統治，還促進了符合民主共和理念的個人出版業興起，在商務印書館擔任出版總管的陸費逵，聯合戴克敦、陳寅等人，私下聯絡編撰人員，著手創作新的教材。1912年1月1日，陸費逵等人集資于上海建立中華書局，自行負責印刷工作，將編寫新式中小學課本作為核心任務，最早推出了新編的《中華教科書》，很快便成長為國內規模僅次于官方的第二大出版公司。
中華書局剛開始建立，只在上海英租界福州路（也就是四馬路）的東邊租了3個鋪面，印刷工場則放在了福州路北邊的惠福里。
圖1：1910年實測上海城廂租界圖，福州路北有惠福里。
1910年繪制的上海城廂租界地圖，只在福州路和河南路交叉點的西南方，也就是棋盤街以西的地方，標注了“商務印書館發行所”字樣，惠福里地處福州路的北面，那個時期中華書局尚未建立。
1913年，中華書局建立了編輯部門，陸費逵擔任負責人（后來改稱經理）。緊接著，公司總部搬到黃浦江對岸的美租界東百老匯路AB29號，并且租用了旁邊的民房，設立了編輯、事務、營業、印刷四個部門。后來，編輯部門又搬到了東百老匯路88號。
圖2是一幅1913年的美國地圖，上面標示了“東百老匯大街”。
圖3是一份1913至1914年的日本版上海地圖，上面標注了名為“（百老匯大街）”的街道。
1915年，上海中華書局轉變為股份有限公司，自行負責印刷業務，另外還建立了發行機構，中華書局總部設立發行點于英租界南京東路南邊禮拜堂的對面，具體位置在河南路和南京東路交匯處。
第二年上海中華書局資金增長到160萬，員工人數超過1000，接著商務印書館之后，它變成國內第二個同時負責編書、印書和賣書的出版機構。這兩家出版社的賣書點都選在靠近上海賣書行業集中的福州路，雖然都在河南路附近，但位置不同，當時有人形容它們好像在互相競爭。
圖4.1展示的是1918年10月日本堂書店出版的最新測量版上海地圖，其中河南路部分僅標注了商務印書館的位置。
在早于1916年出版的上海城區圖紙上，能查到福州道和河南道交匯點的南偏西位置，還留有一片未開發的空地，中華書局買下這塊地，建造了一座五層高的建筑，里面設有十個鋪面。1916年，上海中華書局的總部發行機構，從南京道南端的舊地址，搬到了福州道和河南道交叉點南面那座新建的五層樓辦公，從此和商務印書館挨著了。
圖5：上海中華書局有限公司總店新址照片
那一年，上海中華書局于靜安寺路所在的192號哈同路口，即今日南京西路與銅仁路的交匯處，落成了印刷總廠，除了負責印刷業務，總部的辦公地點和編輯部門也設在此地。該印刷總廠占地超過四十畝，規模在當時上海的眾多印刷企業中位居領先地位。
然而，兩家出版社在上海棋盤街并肩發展的過往景象，在持續數年時間內并未見于上海城市地圖之中。比如1918年10月，商務印書館刊行《實測上海市租界分圖》，但該圖未在《英租界分圖（公共租界中區）》標注中華書局，只在《實測上海公共租界西區及閘北分圖》哈同路一側標注了“中華書局總廠”字樣
圖六展示的是1918年十月商務印書館刊印的《實測上海公共租界西區及閘北分圖》一書，其中公共租界西區的哈同路已經標注為“中華書局總廠”。
圖7：1918年10月商務印書館刊印了《實測上海公共租界西區及閘北分圖》，圖中公共租界西區哈同路處標注了“中華書局總廠”。
直到1922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訂正袖珍上海新地圖》，才于英法租界河南路棋盤街的分區圖里，第一次同時標注出中華書局和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地址。
圖8展示1922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制作的《訂正袖珍上海新地圖》中的上海英法租界部分圖景，福州路河南路口也就是棋盤街區域，僅設有商務印書館的發行機構。
上海中華書局自行制作的上海地圖，到1925年2月才在第三版《最新上海全域圖》中，于福州路和河南路交叉的方格街同時標注出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兩家機構，同時，在靜安寺哈同路以東的位置，注明了“中華書局總廠”的地點。
圖9是一張1925年2月上海中華書局發行的《最近上海全埠地圖》的第三版作品。圖中福州路和河南路交叉處的棋盤街同時標注了“中華書局”和“商務書館”字樣。此外，在靜安寺哈同路的一側也明確標示了“中華書局總廠”的位置。
圖10是一張1925年2月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最近上海全埠地圖》的第三版地圖。地圖上福州路和河南路交叉處的棋盤街同時標注了“中華書局”和“商務書館”這兩個名稱。此外，在靜安寺哈同路的左側位置，地圖明確標示了“中華書局總廠”的所在地。
圖11展示的是1925年2月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最近上海全埠地圖》的第三版內容，圖中將福州路和河南路口的棋盤街同時標注出“中華書局”和“商務書館”字樣，又在靜安寺哈同路的西邊位置標明了“中華書局總廠”的地點
1925年12月，上海中華書局推出《最新上海全埠地圖》（初版），此地圖在英租界與公共租界中區，將“中華書局”發行所和“商務書館”并排標注，還在公共租界西區哈同路標注了“中華書局總廠”，地圖上的標注更為清晰，界限分明。
圖12：呈現1925年12月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最新上海全埠地圖》首版樣貌，圖中清晰標注了位于福州路河南路口即棋盤街處的中華書局分店，以及哈同路所在地的中華書局總廠位置。
圖13展示的是1925年12月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最新上海全埠地圖》的首次發行版本，這張地圖上標注了兩個中華書局的地址，一個位于福州路河南路口的棋盤街，另一個位于哈同路，是中華書局的總部所在地。
圖14展示的是1925年12月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最新上海全埠地圖》的首次發行版本，圖中明確標注了位于福州路河南路口，也就是棋盤街，地方的中華書局，同時也標明了哈同路的中華書局總廠所在位置。
眾所周知占地面積英文，中華書局創立后，立即推出了一批蘊含愛國思想的新式課本，這些書籍讓世人眼前一亮，并迅速風靡全國，不僅迅速占據了民國初期教科書的市場，而且中華書局從此確立了在近代中國出版界的領先地位，中華書局出版的課本為中國教育的現代化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鮮為人知的是，在民國初期，中華書局曾刊行了兩部全新地圖冊，一部名為《最新民國各省輿圖》占地面積英文，另一部為《世界改造各國圖集》修正第三版全套圖籍，內含三十二張圖版。這兩部地圖冊皆由丁詧盦負責編纂。1921年，中華書局刊印的這兩部地圖冊，皆是在上海靜安寺路192號的印刷廠房完成制作。
1921年2月，中華書局刊行了丁詧盦編撰的《最新民國分省地圖》合集。該合集明確標示出東沙群島、西沙群島為我國領土。
圖16：呈現的是中華書局在1921年2月刊印的《最新民國分省地圖》版權頁的景象。
版權頁上清楚說明，這本圖冊是丁詧盦編寫的，由陸費逵和戴克敦負責校對，印刷在位于上海靜安寺路192號的印刷廠，這個印刷廠坐落在哈同路的東邊，屬于中華書局的總廠；總發行點設在上海棋盤街，具體位置是在福州路和河南路交匯的十字路口的南邊角上。當時陸費逵擔任中華書局的負責人，戴克敦則是編輯所的負責人，所以這兩個人負責審核批準這本書的出版發行。
南海區域在“中國全圖”中被標注出“東沙島”，右下角還特別設有“西沙群島”的獨立圖示，該圖詳細描繪了西沙群島的眾多島嶼和礁石，并注明了“特里屯島”（現稱中建島），同時圖中也展示了雷州半島最南端與海南島的位置，以此標明西沙群島在我國的具體方位。
廣東省圖里，東沙群島被呈現出來，英文名標記為“ I.”，并且用紅色字樣注明“東沙群島的西洋稱呼是布拉多斯島”；另外還有一張獨立的“西沙群島”圖，中文標注名稱“西沙群島（曾經叫做七洲洋）”，同時標注英文名“ Is.”，并用紅字注明“西洋名字是巴拉塞爾諸島”；圖紙上展現了21個島礁和礁盤的輪廓，分別標注了它們的名字：“菲勒生特群島”（現在叫做宣德群島）、“福杜羅島”（現在叫做甘泉島）、“錢財島”（現在叫做金銀島）、“壇堅島”（現在叫做琛航島）、“達可倫島”（現在叫做東島）、“覓出礁”（現在叫做華光礁）、“特里屯島”（現在叫做中建島）。該地圖清晰顯示東沙群島與西沙群島均為我國管轄的島嶼組合，當時南沙群島（現中沙群島）和團沙群島（現南沙群島）尚未由民國海軍海道測量局實施實地勘測，南海136個島、礁、灘、沙的具體位置和名稱也未最終確認，因此，非官方出版機構制作的地圖上未能明確標注南海的中沙群島、南沙群島。南海諸島的島礁沙灘具體方位及名稱，需待海軍海道測量局結束南海實地勘測工作才能明確，1935年4月，中國水陸地圖審查委員會將南海區域劃分為四個部分，其劃分結果載于《中國南海各島嶼華英地名對照一覽表》內，該委員會隨后公開發行相關地圖，此舉為民間各類出版機構繪制南海諸島新地圖奠定了基礎。
1921年11月，中華書局推出了丁詧盦編撰的《世界改造分國地圖》修正版第三冊地圖集，里面包含32張地圖。該書的初版是在民國九年，也就是1920年2月印刷的，并于3月正式發售。
圖20展示的是中華書局在1921年11月出版的一本名為《世界改造分國地圖》的書籍封面。
圖21：呈現的是中華書局在1921年11月出版的《世界改造分國地圖》版權頁的樣貌。
該圖集由《世界改造大地圖》和分國地圖組成。1920年1月，曾有一幅《世界改造大地圖》問世，該圖由徐煐繪制、丁詧盦審校，依據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法國簽署的《凡爾賽和約》所確定的世界格局，具體展現了新興國家、被轉讓的領土、國際聯盟托管區域、協約國軍隊臨時控制的地域、實行民族自決的區域以及尚未解決爭端的地區等政治地理分布，此外還配有奧匈及巴爾干原有人口分布圖、新形勢示意圖、德比邊界線圖、薩爾河流域示意圖、德波新邊界線圖、阿拉伯半島分布圖，旨在以圖形方式闡釋《凡爾賽和約》的核心條款。此次為修正后的第三個版本，由丁詧盦負責編纂，收錄有全球各大洲的示意圖、中國各省的分布圖、世界重新劃分的國家圖，還附有中英、英中地名對照索引，相當利于使用者查閱。民國年間，中華書局基于服務中等教育層面的考量，刊印了這兩種地圖集，對于增強當時中國民眾的地理意識以及國家版圖的了解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那個階段，中華書局也制作了其他專門地圖，比如：1925年4月，葛綏成和徐棫共同繪制，中華書局推出了比例尺為1:15000的《杭州西湖整體地圖》；1929年6月，中華書局又制作了彩色版的《杭州西湖整體地圖》以及附帶孤山周邊地圖，兩個版本的杭州西湖圖的地形都運用了等高線描繪，在當時算是比暈染法更先進的制圖方法。
1935年，中華書局在上海澳門路469號建造了印刷總廠的新址，總辦事處和編輯所也設在這里。公司引進了先進的印刷機器，不僅印刷普通圖書，還承接地圖、郵票、香煙包裝盒的印刷工作，同時負責政府的有價證券、鈔票、公債等印刷業務，印刷業務因此更加興旺。到1937年歲末，各家出版社繪制的上海城區圖，在公共租界中部南京路一帶，原先同時印上“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的字樣，后來轉變為只印“商務印書館”的名稱，而在公共租界西部哈同路的位置，則印有“中華書局總廠”，并未區分哈同路舊廠房和澳門路新廠房，由此可見繪制地圖的速度難以跟上時局發展的節奏。
圖23展示1933年上海東方輿地學社所繪《實測上海明細大地圖》，其中福州路河南路口即棋盤街區域，可見“中華書局”與“商務印書館”同處于此。
圖24顯示，1934年由武昌亞新地學社刊發的《新上海市實測詳圖》中，棋盤街標注為“商務印書館發行所”，卻遺漏了中華書局的標記。
1937年7月7日，全國范圍的抗日戰爭全面開始，11月上海被日軍占領。陸費逵前往香港，于九龍建立中華書局駐港機構，負責處理全局關鍵工作；上海那邊由常務董事舒新城等人負責處理日常事務，靜安寺的老印刷部門遷往香港分廠，位于公共租界澳門路的印刷總部則由美籍商人A.F.沃特生擔任主管，以“美商永寧公司”的名義繼續經營。1941年7月9日，陸費逵在香港九龍離世，李叔明接任總經理職位，上海方面則由吳叔同擔任經理職務。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攻占上海租界，永寧公司因此被封禁。香港也被日寇控制，中華書局的領導層陸續遷移內地，1942年2月于重慶建立總管理處。這段時間里，公司依然以印刷教科書、編撰出版各類圖書雜志為主要工作內容。從1937年到1945年期間，國內外的出版機構所制作的上海市中心區域地圖，都沒有標明“中華書局總廠”的名稱。
1945年9月，抗日戰爭宣告結束，中華書局總管理處從原駐地返回上海，重新開展教科書的編纂印刷工作，同時恢復了圖書雜志和地圖的發行業務。1946年11月，中華書局推出了許仁生編繪、葛綏成校訂的《最新上海地圖》的首個版本，在這張上海城區圖上，同時標注了位于南京西路銅仁路的“中華書局老廠”和澳門路的“中華書局新廠”，這或許是建立之前中華書局在上海地圖上留下的最終標記。
圖25展示的是1946年11月中華書局刊發的《最新上海地圖》首版，該版本中標注了舊廠房和新廠房的位置。
圖26展示的是中華書局在1946年11月刊行的《最新上海地圖》首版，此版本中特別標注了舊廠房與新建廠房的位置。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1954年5月，中華書局改為公私合營體制，總部遷移至北京，并在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地址開展業務（時間從1957年春季持續到1961年秋季）。中華書局在上海設有分支機構，該機構后來轉變為上海編輯所，時間是1958年，澳門路的原廠區則改成了印刷廠，現在稱作中華1912創意產業園，建筑內部變成了公寓式酒店。那一年，國務院設立了專門負責古籍整理出版規劃的工作小組，指定中華書局作為該小組的執行單位，使其轉型為專注于整理出版中國古代及近代文學、歷史、哲學、語言文字類圖書，以及相關學術專著和普及讀物的專業機構，在此后的六十多年時間里，該出版社承擔了大量國家級古籍整理的核心任務。
1980年代，中華書局的工作地點在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那里有一座帶有裝飾的灰色建筑，與位于北京東四南大街西側的國家新聞出版署相鄰。巧合的是，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也曾共同設在同一棟樓里面。
圖27：展示1994年北京市區地圖，標明燈市口王府大街中華書局所在地點。
1998年7月8日，中華書局有限公司宣告成立，其總部坐落于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到了2012年，中華書局迎來了它的百年誕辰，并為此舉辦了一系列隆重的紀念活動。
二零二二年正值中華書局建立一百一十周年之際，特別創作短文，以地圖形式展現中華書局的歷程軌跡。
（文中部分圖片未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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