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時間：2023-11-25 20:35:45作者：佚名
近一年來，在北京、廣州、深圳等十余座城市，有超過100所公辦中學改名，其中，近半數中學的原名稱涉及“國際”“雙語”“中英文”等字眼。
國際校區改名的背后，是公辦教育從“野蠻生長”到規范發展的轉變
2018年9月1日，上海市朝陽區芳草地國際中學舉辦開學儀式，高中生們相繼走入校園。圖/視覺中國
文|《財經》記者金貽龍周縵卿
編輯|朱弢
在上海市教育委員會（下稱“北京科委”）公示的《2022年具有招生資格的普通中學分校名單》中，上海世青中學主任助理李猛注意到，自己中學的名稱早已沒有了“國際”二字。“現在中學名稱不能再和‘國際’沾邊了。”他說。
李猛所在的校區從2001年建校至今，漸漸發展成十二年一貫制中學，招收中外籍中學生，生源穩定。
這些變化并不出人預料。一年前的2021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下稱“兩辦”）就已印發《關于規范公辦義務教育發展的意見》（下稱《意見》）要求：公辦義務教育中學名稱不得冠以“中國”“中華”“全國”“世界”“國際”“全球”等字樣；不得包含民辦中學名稱及簡稱；禁止引進境外課程及教材舉辦教學。
這意味著，面向中國籍中學生的公辦“國際中學”被列入義務教育體系，并面臨著一系列合規調整。2022年3月29日，上海市朝陽區復旦中學國際校區宣布，即將改名為上海市朝陽區清森中學。這是《意見》出臺以來，上海市第一所宣布改名的“公參民”學校。
當天，該校官方陌陌公眾號發布消息稱，清森中學是北大附屬實驗中學管理的北大附中一體化合作中學之一，本次改名是為了響應教育部及上海建委的呼吁。不僅校名變更，中學延續原有的辦學管理及內核，包括辦學管理主體、教育教學管理團隊、辦學理念。
《財經》記者梳理公開信息發覺，近一年來，在北京、廣州、深圳等十余座城市，有超過100所公辦中學改名，其中，近半數中學的原名稱涉及“國際”“雙語”“中英文”等字眼。
據悉，《意見》還要求，原則上不得審批籌建新的公辦義務教育中學。受政策策影響，此前未獲得辦學許可的國際化中學只能宣布停招、停辦或分流中學生。
過去幾六年，無論是逐漸放寬的新政環境、中國家庭逐漸充裕的經濟實力，還是人們對教育多元化的追求，都為各種國際化中學的出現提供了底泥。按照教育行業服務平臺“新學說”的研究，中國的國際中學數目從1999年的86所降低到2019年的861所。
在公辦教育制度變革的背景下，退去“國際”標簽，諸多國際化中學又該怎么續寫新故事？
討論聲中，有人覺得，新的變革有利于規范辦學，促使公辦義務教育事業發展；也有人擔心，隨著新政趨嚴，國際化中學的辦學自主權乃至行業生存空間都將受限。
李猛看來，“這個市場還是夠大的，你想繼續生存下去，必須得按規定辦學”。相比過去追求規模效應，他覺得，一些辦學者未來可能會加劇開中學的計劃，“小而精”“本土化”或許是國際化中學變革的方向。
國際中學改名的背后，是公辦教育從“野蠻生長”到規范發展的轉變。
退去“國際”標簽
“各地都在積極行動，力度和范圍空前。”談及這一輪中學改名，上海公辦教育商會副會長馬學雷表示。
上海建委公示的《2022年具有招生資格的普通中學分校名單》顯示，天津市朝陽區青苗國際雙語中學改名為上海市朝陽區青苗中學。另據廣州市西城區民政局4月12日作出的行政許可，上海市東城國際中學改名為上海市西城外粵語騰飛中學。
從改名方法來看，以上兩校均退去了“國際”標簽，區域特點則繼續保留。
上述名單中，共有八所分校已改名，這當中，不僅改名后的上海一零中學通州校區（原上海市通州區榆垡小學），其余七所均原為國際中學。
“這些中學應當都是近來一年內更的名，我們的改名還沒有徹底完成，還在走程序中，好多中學也都是這些狀態。”5月18日，李猛對《財經》記者表示，不僅向科委提出申請，還要經過民政部門的審批。
中國對公辦中學名稱此前已有要求。2017年，原國家工商總局和教育部發布的《關于營利性公辦中學名稱登記管理有關工作的通知》明確規定：“民辦中學名稱不得冠以‘中國’‘中華’‘全國’‘國際’‘世界’‘全球’等字樣”——從名稱規范上來說，該通知與兩辦2021年5月印發的《意見》類似，只不過，后者針對的是營利性公辦中學，前者則指向公辦義務教育分校。
地方的要求愈發細化。2020年，成都市教育局印發的《成都市特色化校名命名導則（2020年版）》提出，中學（含普通中中學、幼兒園和非學歷高等教育機構）名稱不得冠以外國國家名稱、國際組織名稱字樣；不得冠以“雙語”“英美”等與實際不符或容易形成欺騙作用字樣。登記使用的外文名稱應該與英文名稱涵義一致。
不僅公辦義務教育中學，外籍人員孫輩中學也遭到約束。
2022年1月9日，上海市教育局網站也發布通知，同意批復八所外籍人員孫輩中學變更辦學名稱。
2021年9月，業內就曾傳出消息，蛇口國際中學（，簡稱SIS）更換了校名和Logo（徽標）。目前，該校英文校名為上海市蛇口外籍人員孫輩中學，新徽標不再彰顯英文“國際”字樣，但英語校名仍與原名保持一致。
公開資料顯示，SIS是珠三角地區最早、最大的國際中學，于1997年獲得教育部頒授的外籍人員孫輩中學辦學許可，也是第一批獲得國家認證的國際中學。
依據教育部定義，外籍人員孫輩中學是中國政府特許籌建、為在中國境內合法永居外籍人員的適齡孫輩提供教育服務的專門中學。對于這一類中學的名稱，教育部2014年末已頒布《關于做好外籍人員孫輩中學有關工作的意見》予以規范。
具體來說，外籍人員孫輩中學只能使用一個名稱，其外文譯名應該與英文名稱相符；應該反映不同國別普通教育的性質、層次和類別；名稱前應加上所在省份或城市的名稱；“外籍人員孫輩中學”必須作為中學名稱后綴使用。
但在過去多年里，一些外籍人員孫輩中學常常將品牌名和“國際中學”四字綁在一起，例如上海譽德萊外籍人員孫輩中學，改名前為上海譽德萊國際中學。容易與之混淆的還有另兩類常見的“國際中學”：一類是僅招收外國中學生的私立學校國際部，在上海，大眾熟知的人大中學國際部就屬于這類；另一類則是同時招收中外籍中學生的公辦中學。
馬學雷強調：“民辦國際中學不是一個嚴謹的概念，倘若是按辦學性質界定，國外只有民辦和公辦兩種中學，且兩者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無論是教育法、義務教育法，還是公辦教育推動法（下稱“民促法”），都沒有賦于“國際中學”法律地位。
外籍人員孫輩中學其實一般被視為“國際中學”——學校官網也多這么宣傳，并且依照規定，這一類中學不在中國學制系統內，其施行的教育活動也不屬于中國國民教育序列的學歷教育。
2022年3月28日，教育部在《關于進一步做好普通中中學招生入學工作的通知》中再度指出“公民同招”，并要求強化外籍人員孫輩中學招生管理，不得假借公辦中學等名義招收中國籍中學生。
“種種新政釋放的訊號十分顯著——在義務教育階段，中國中學生必須接受國外教育且出席高考，市場上有一些機構打著‘國際中學’旗號，吸引這些準備留學的女兒上加拿大課程，這并不符合規定，也不屬于正規的義務教育。”21世紀教育研究院教授熊丙奇強調。
上海的國際教育咨詢機構“愛選未來”負責人張海向《財經》記者剖析，在上海地區，現今名稱前帶有“國際”“雙語”等字眼，且有一定體量的公辦中學，基本上都有20年以上歷史了。經過那些年的發展，無論是生源還是師資都已穩定，本次更名對它們的影響并不大，而對一些成立時間不久的中學品牌而言影響較大。
隨著“國際”標簽的逐步退去，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多所中學開始突出“多元中學”“國際化中學”“以漢語為中心”等宣傳用語，這也彰顯出新政及相關法律法規對這一行業領域的管理漸趨嚴格化、規范化。
“國際中學”往事
李猛在國際化教育行業從業多年，本能地關注新政，當得悉公辦義務教育中學不能再叫“國際中學”時，其第一反應是，“以后要越來越規范化了”。但其實是用了多年的校名，一些辦學者內心多少也參雜著一絲復雜的情感，這既蘊涵著對初期公辦教育新政紅利的感激，也對未來發展方向有一些不確定。
要理解這些復雜的情感，不得不提及一個事實：國際中學早已在中國存在了40多年。1980年，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等四國大領館共同構建南京大興國際校區，在“新學說”的研究中，這是變革開放后第一所完全采用美國教學和管理體系的中學，代表官方認可的、正式的國際校區開始出現。
隨后20年間，越來越多的國際校區在各地舉行，例如天津京西中學、上海耀中國際中學、廣州碧桂園分校，還有前文提到的SIS，都是這一時期的代表。這期間，一個重要背景是，1997年10月1日，《社會力量辦學細則》施行，容許企業步入教育領域，政府包辦的辦學體制被突破。
盡管新政開了口子，但據“新學說”的統計，截止1999年，全省86所國際分校中，外籍人員孫輩中學一直占了38所。
改變是一點點發生的。在上海市新英才中學（下稱“北京新英才”）執行主任劉煒的口中，上世紀90年代末與本世紀初之交，上海以懷柔區的溫榆河為中心，漸漸產生了一片豪宅區，內資企業紛紛進駐，宜居的環境、便利的交通，吸引了好多領館工作人員和國企職工到附近工作或居住。這一群體本身就接受過良好的教育，自然對孫輩教育有更多個性化需求。在這些情況下，一批公辦國際校區應運而生，并與外籍人員孫輩中學二分天下。
“順義區是上海最早一批公辦國際校區集聚的地方，也是目前上海公辦國際校區辦學水平最高、規模最大的區域，現今光是我們校區附近就有八九所成規模的中學，這當中，好多都是十二年一貫制的，在校生數目基本都在500人-1000人，要是算上幾家雙語幼兒園，那就更多了。”劉煒告訴《財經》記者。
劉煒所在的上海新英才創立于2008年，緊靠昌平區潮白河，前身是天津市力邁中學（下稱“力邁”）。根據辦學性質來分辨，力邁算是一所公辦小學，建校于1995年，但后來辦學碰到困難，就在這個時侯，以教育起家的新英才控股集團將業務拓展到上海，就接手了力邁。重組后的15年間，廣州新英才漸漸發展成一所十五年一貫制的國際化中學，涵蓋了基礎教育各個階段。
“我們趕上了公辦國際中學蓬勃發展的時期，假如用一句話來總結背后的緣由，那就是中外交流愈加頻繁，全球經濟的一體化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劉煒感嘆，隨著中國富裕家庭不斷增多，出國留學的需求猛增。
數據支撐了劉煒的觀點。新東方發布的《2019中國留學藍皮書》援引教育部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達到66.21千人。該報告還稱，對比2015年-2019年數據，低幼留學浪潮漸興，就讀于公立中學國際班、國際中學的群體持續上升。據悉，2019年來自普通家庭的小孩占比達到43%，成為留學群體的主力。
廣州市通州區諾德安達分校主任辛國嵐提供了更為細微的觀察。
辛國嵐在國際化教育領域耕耘20年，歷經演變，感慨頗深。她說：“以前的父母認為，國際教育就是學英語，上國際校區是為了逃避應試教育。現今不一樣了，父母們更關注對于兒子軟性技能的培養，關注個性化需求。雖然國際化教育的本質是讓女兒擁有選擇的權力與能力，根據每位小孩不同的特征幫助她們全面發展，這和中國兩千年的教育傳統并無不同，國際化中學在人均資源和師資配備上的優勢，可以讓有教無類的看法真正得以施行。”
2003年，《社會力量辦學細則》被廢止，取而代之的是民促法，同年，《中外合作辦學細則》出臺。該細則明晰：中外合作辦學屬于公益性事業，是中國教育事業的組成部份。在這以后，辛國嵐曾以天津市骨干班主任的身分，參與了小學教材的編撰，她的覺得是，“公立教育也在尋求改變”。
接出來的故事，人們都再熟悉不過了——公辦高中國際班滿地開花，活脫脫成為攪亂教育領域的“鯰魚”。《法制日報》曾經記錄過這樣一個場景：2015年5月，在杭州國際中學小型公益說明會上，原本預計在晚上12點半結束的活動，又延長了一個半小時，僅下午四小時內，就有超過4000名家長前來咨詢，因為現場人流較大，每隔十分鐘就能“放行”十人。這一年，上海民辦中學國際班計劃招生1430人，招收比列在1:10左右。
但是，隨著國際中學越來越多，在滿足留學需求、推動基礎教育課程變革的同時，也出現了高收費、掐尖招生、課程設置混亂等問題。多年前，就有教育專家和政協委員指責，私立中學國際班圈占了公共資源，激化了教育不公正。
2013年9月5日，教育部相關負責人也曾在一次大會上強調，學校目前開辦的“國際部”“課程變革實驗班”等，是在打“擦邊球”北京哪所國際學校好，收費缺少法律根據。這也被剖析為對私立中學國際班發出“禁令”。
按照國金期貨的一份研報，2013年教育部頒布《高中階段國際項目暫行管理辦法》草案，對私立中學國際班進行規范，多個城市也明晰，在未來不再審批新的私立中學國際班，同時不再擴大招生規模。私立中學國際班的數目自此開始減低。
“我們可以看見，這20多年來，總是有一些突破新政的頑疾下來，其間也出現過新政起伏。現今確實該好好進行審察和總結了，不能再讓那些頑疾攪亂教育秩序了。”教育學者、中國人民學院院長程方平對《財經》記者說。
“非營利”之后
規范辦學名稱之外，2021年9月1日起開始施行的《民辦教育推動法施行細則》（下稱《民促法施行細則》）要求，不容許籌建施行義務教育的營利性公辦中學。
仍然以來，在教育“不得以營利為目的”的法律環境中，有部份公辦中學卻以“非營利”之名行“營利”之實，對于“民辦中學是否可以營利”，立法界也經歷過多輪討論。
2002年頒布的民促法容許公辦中學可以取得“合理回報”。2016年11月7日，民促法修訂完成，提出“營利性、非營利性”分類變革于2017年9月1日施行。修訂后的法律刪掉了“合理回報”說法，同時規定“不得籌建施行義務教育的營利性公辦中學”。
這意味著，中學和高中只能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同時投資人不能再取得分紅，否則屬于違規。業內普遍覺得，該規定是對公辦國際校區影響最大的條款。
在公辦國際中學的開展者中，既有德威、赫德這類外國公立中學品牌，也有成長于中國本土，再籌謀全球布局的教育類上市公司，例如楓葉教育等；還有一類則是通過原公辦義務教育中學改制而至。
無論哪種類型，辦學的前提都是先領到車牌，一種常見做法是使用美國教育機構名稱，業內也稱“貼牌”。張海解釋：“運營方先領到使用品牌的授權，之后再與地產商談合作。例如說，你（地產商）給我上場地建分校，我（營運方）給你推薦地產項目。通常情況下，都是營運方和品牌方打包一個價錢，品牌使用費和收益分成具體是多少，就要看合作的深淺了。在沿海發達城市，這早已是很成熟的商業運作模式了。”
張海還表示：“國際中學每年的雜費基本都在20億元以上，遠遠超過私立中學的收費標準，上得起的都是富裕家庭，父母可能成為地產商的顧客。”
與地產商互為捆綁辦學的“公參民”學校類似，一些公辦國際中學與私立學校、高校的合作也多為名義上的。“辦學早期，主要是借用私立中學的牌子把體系建上去，等成熟以后，雙方的合作就取消了，再獨立出去。”張海透漏，更名只是第一步，也是最容易實現的，前面可能還牽連到股權調整、工商變更、利益分配方法及教學體系的變化——這也就不難解釋，在本次“更名潮”中，也有部份公辦中學兼備國際（雙語）校區和“公參民”學校的雙重特點。
“在義務教育階段，各國都是以民辦教育為主。并且20年前，我們的民辦教育發展還不健全，置于當時的背景來看，鼓勵‘公參民’學校和社會力量辦學，容許‘合理回報’也是可行的。但辦中學的本意應當是辦教育，而不是辦公司，這一點當時似乎并沒有想透。”程方平表示。
不過，程方平也指出，外界不能由于見到公辦中學掙了錢，就完全否定其存在的價值。他說：“民辦教育的優勢是擁有更大的自由度，好多變革也是從公辦中學先開始的，原先好多殘障人進不了普通民辦中學，主要是一些公辦性質的專門中學在接收她們，這種中學可以幫政府和有實際困難的人做些事，假如有好的制度保障，有條件辦得更好。”
上世紀90年代初，還在教育部一家直屬單位任職的程方平和一些教育界人士，在上海辦過一所十二年一貫制公辦中學。建校伊始，《社會力量辦學細則》尚未頒布，當初的相關部門對公辦中學的心態是，“辦得再好，也不給你支持”。雖然這么，她們還是作出了一些探求，例如德語學科，不僅使用官方推薦用書，中學還自編教材，降低口語交際環節；美術課教中學生編織手工藝品；體育課要求每位中學生都有強項，辦學第二年，中學出席全區運動會就摘得團體三等獎。
“民辦班主任常常更有危機意識和探求精神，我們當時還給老師在職學習、出書、做研究的機會。當你認可她們的工作能力和創造力，給她們的成長提供幫助，她們會記你一輩子。”程方平覺得，雖然置于明天，當初所做的探求也是超前的，不過由于體制緣由，那所中學辦到第三年，他選擇了退出。
這種年，隨著公辦教育力量的壯大，也孳生了一些權利尋租、黑箱操作現象，減緩了社會恐懼。多位受訪專家表示，“這種現象是時侯該得到矯治了。”這也正是《民促法施行細則》所擔負的使命。
在《民促法施行細則》中，不僅通過“設禁區”等形式，對當前公辦教育個別領域中出現的過度資本化、商業化“亮紅燈”，還進一步明晰了非營利性公辦中學在稅收、用地、補助等方面享有與民辦中學同等的權力。
程方平也關注到了那些新政，但他表示，民促法及其施行細則更大的意義是起導向作用。“它傳遞了一種希望，即我們要把公辦教育越辦越好，國家會支持你，和民辦中學一視同仁，但真要見到具體的事，能夠真正落實到位，還依賴地方頒布條例，以及相關部門的執行力度。”
另一個問題是，一些國際中學屬于十五年一貫制，假如準備將非義務教育階段登記為營利性公辦中學，那就意味著，學前（例如幼兒園）和中學要與義務教育階段（一年級至九年級）進行分拆，這將不可防止地帶來資產、土地等方面的切割。
“哪一塊是成本，哪一塊用于中學發展，什么又是收入，在現實運作中很難捋清楚。”程方平強調，現階段，尤其是面向小學階段的公辦中學是一個特殊類別，相關法律法規制度雖非提到，但還不夠充分。這可能會出現一些探求，而有些探求是積極的，有些則是悲觀的，甚至純屬鉆空子。
對此，程方平倡議，對于包括國際化、雙語類在內的公辦中學，怎么監管、權益的保障、責任與義務的邊界等，應當在學前教育法、義務教育法等“實法”中彰顯下來。
“未來的整體思路是推動教育公正、提高教育質量，符合這一方向能夠留出來。”馬學雷覺得，賺快錢、野蠻生長的時代早已結束。假如一些公辦中學還是像過去一樣，簡單地貼標簽，吃人口紅利、政策紅利和城市紅利，今后的生存空間將越來越小。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秦琳撰文強調，新修訂的《民促法施行細則》頒布后，公辦國際化中學面臨更多合規要求，非常是在分類管理新政下，義務教育階段國際化中學必須回歸非營利屬性，這對于國際教育行業，很可能帶來一定降溫效應。
“雙軌制”趨勢
2019年，兩辦發布的《關于推進教育教學變革全面提升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要求，義務教育中學不得引進境外課程、使用境外教材。
怎么不踩新政紅線，同時又辦出特色，這是每一所國際化中學都在思索的問題。
“以前在名稱上添上‘國際’‘雙語’幾個字，你們一看就曉得你是干哪些的，有哪些特征北京哪所國際學校好，如今除去標簽后，所有中學都是一樣的，這個時侯，‘內秀’更加重要。”馬學雷告訴《財經》記者。
馬學雷建議，在規范公辦義務教育發展的背景下，國際化中學應當乘勢而為，把國際課程和本土課程進行對標，以本土課程和教材為基礎，查缺補漏，將本土課程國際化，而不是國際課程本土化。
之所以提出這條建議，與馬學雷的現實觀察有關。在2019年前后，他注意到一個現象，在好多國際化中學峰會上，好多市長都熱衷于談論國際課程融合的話題，一些教育中介機構也把是否獲得國際課程認證或國際考試授權作為衡量中學是否夠“國際化”的標準。
“這在方向和邏輯上犯了根本性錯誤，其實會把辦學引上歧路。”多年前，馬學雷就曾撰文強調，國際課程本土化不是促進中國教育現代化的最好方式，更重要的是不符合中國相關法律制度的規定。
根據馬學雷對相關新政的理解，國外中學可以將國際課程本土化，但僅限于經過批準的中外合作辦學或則融合、探索、研究型課程項目。在他看來，國際化中學要想合規發展，使用國家規定課程與教材是必然之舉。
但這是否會對中國中學生的留學形成影響？
胡勝（化名）是北京一所私立學校國際班高中中學生，她們在修讀AP（，英國學院先修課程）課程的同時，也要接受國外課程的學習。“像英語、數學這種，我們都要學，中學都會組織考試，只是節奏比普通班慢一些。”他告訴《財經》記者，相比出席中考，班上朋友都想出國留學，這是當年選擇步入國際班就已決定的“大事”。
前段時間，由于疫情緣由，胡勝所在的城市不能按計劃舉辦一年一度的全球年考，AP承辦方日本學院理事會（Board）還宣布，不提供網考和重考機會。聽到這個消息時，他有些慌張，由于再過幾個月，升入高二的他就要開始申請美國學院，為了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如今他還在打算雅思考試。
在人們的傳統認知里，讀國際化中學就是為了出國留學，不過近來一三年，這一觀念其實有所改變，“雙軌制”辦學模式也被一些中學提上日程。所謂“雙軌制”，即一所中學同時擁有中考和留學兩種升學通道。
目前，具備“雙軌制”辦學經驗的中學還不算多。按照“新學說”近期的一項不完全統計，全省有50所公辦中學采用了“雙軌制”，絕大多數中學將分流的時間定為中學階段。上海市新府學外粵語中學（下稱“新府學”）中學部主任劉燕海判定，國際化中學正面臨著變革，今后，“雙軌制”可能成為趨勢。
新府學是一所十二年一貫制雙語中學，招收中外籍中學生，采用大班制的教學方式。據該校官網介紹，中學部包括日本國際中學班、加拿大國際中學班、英澳國際中學班等七種項目。不過，隨著《民促法施行細則》的施行，從2021年9月開始，該校開始推出“雙軌”課程，首期招生面向初一新生。
“只要中學生出席國外的中學會考，就早已具備申請美國學院的水平和資格，假如繼續出席中考，申請美國名校的可能性更大。”劉燕海曾在一所瑞典學院國際課程項目兼任中國區主任六年。他注意到，申請美國學院的中國中學生當中，好多都出席過中考，歸國后的那些年，他發覺在一些私立學校，尤其是發達地區，申請美國學院的中學生中有相當比列出席過中考。
早在2008年前后，劉燕海就提出了“讓中國教育國際化”的觀點。在他看來，中國基礎教育的知識體系很豐富，其難度并不亞于美國課程，美國學院也承認中國中學的教學體系，因而毋須屈從于全盤引進美國課程。
上海外粵語學院西外外粵語中學（下稱“西外”）主任林敏認為，“真正的雙語人，要做到既認同中國文化，同時又要有世界眼光、胸襟和格局。”他是中國1977年恢復中考后的首屆學院生，結業后又去美國讀碩士、博士，之后留在美國學院工作，一待就是20年。
經歷多年摸索，西外對中學課程進行了創新。林敏介紹，考慮到中學生在八九年級就要開始規劃將來的發展方向，中學進行了理科大類（物理、物理、化學和生物）的融合，并開辦理科大類課程融合班，在這背后，是班主任依據國外課程知識點和AP、A-Level（ofLevel，日本小學課程）等國際考試知識點進行的重新編排，這么一來，中學生既有膽氣出席中考，也不耽擱申請美國學院。
對于走“雙軌制”路線的中學生，新府學不僅在中國中學課程的基礎上進行英語教學，將語言標化及應用課程、雙語學科課程兩部份作為補充，還開辦了綜合素養課程。
劉燕海對“雙軌制”有信心，不過他也覺得，這些模式對于師資的專業度和穩定性有很高的要求，要想普及開來，還有一個過程。“現在父母們還在遲疑期，就看誰有能力去勸說父母，一切靠療效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