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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學府作為承載人類文明延續與進步的關鍵組織，其存在的意義不能僅僅被等同于排行榜上的數值比拼。在全球高等教育日益受到商業化排名體系的影響之際，深入思考大學的基本屬性、主要職能及其社會功能，是打造“世界一流大學、世界一流學科”不可或缺的過程。

一、大學學術的本質：超越功利的精神共同體

博洛尼亞大學自中世紀起便奠定了其基礎博洛尼亞大學排名，而洪堡則提出了“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理念，這些均揭示了大學的本質——一個致力于探尋真理、傳播智慧的學術團體。在紐曼的《大學的理想》一書中，他明確指出，大學并非僅僅是職業培訓的場所，而是培養智慧的圣地，其核心任務是借助教育手段塑造全面發展的個體。這種精神特質意味著大學的評價標準無法僅通過量化指標全面涵蓋——它包含了學術自由交流所需的呼吸空間，思想碰撞與融合所依賴的包容環境，以及跨學科對話所搭建的開放平臺。這些構成大學精神核心的要素，正是排行榜難以捕捉到的“隱性財富”。

大學若以排名榜上的位置為追求目標，實則將教育簡化為一種可買賣的商品。201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法國科學家塞爾日·阿羅什在2025年的中關村論壇上演講時提到，目前科研環境面臨量化評價的束縛，論文篇數和期刊影響因子取代了同行間的深入評價，而夸大研究成果則成為了一種生存手段。這種異化現象不僅扭曲了知識生產的本質規律，而且削弱了大學作為人類精神寄托的重要地位。

二、功能異化：排行榜扭曲大學的核心職能

教學功能的邊緣化

排行榜過分突出科研成果，迫使教師將主要精力投入到論文發表上，而非教學創新。國際知名教育學者菲利普·阿特巴赫于2018年指出，學術界的論文發表量呈爆炸性增長，教師們承受著巨大的發表壓力，這導致了他們更加重視科研而忽視教學。這種以功利為導向的趨勢，直接削弱了大學最核心的人才培養作用，引發了“重視科研、輕視教學”的體制性沖突。學術評價體系的短期化傾向，也加劇了這一問題。

為了提升學校在排名上的位置，高校往往傾向于支持那些周期短、見效快的科研項目，從而壓縮了需要持續投入的基礎學科的發展，這使得長期積累并產生重大成果變得困難；科研工作者為了增加成果數量，往往將一項研究拆分成多個分支進行發表。與此同時博洛尼亞大學排名，排名的壓力導致高校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投資減少，而這些學科恰恰肩負著文明傳承和價值思考的重要使命。這種社會服務的功利傾向。

排行榜使得眾多高校將社會服務轉變為追求“成果轉化率”的數字競賽。以斯坦福大學技術轉移辦公室為例，當專利數量成為評價標準，這些高校可能會舍棄那些具有深遠社會價值的公益研究，轉而追求那些商業利益顯著的實用技術。

三、公共使命的偏離：大學作為社會良知的擔當

大學的本質意義在于其扮演“社會良知”這一角色時所展現的理性向善的力量。從愛因斯坦對原子彈實用化的抵制，到哈佛學子發起的反越戰運動，大學一直是追求公平正義、捍衛真理的堅實后盾。然而，當大學深陷于排名競爭的漩渦之中時：

四、重構評價體系：回歸大學本質的路徑

建立多維評估框架

采用“學術貢獻指數”來取代單一的論文數量統計，并將學術影響力、社會創新性、文化傳承意義等多維度因素納入評價標準。例如，將社會效益、開放獲取資源、公眾參與度等要素加入評估范疇。同時，加強同行評審的機制。

為應對學術權力向行政權力轉移的現象，需激活“學術共同體”的功能，借助學科內匿名專家評審機制來確保評價的權威性。同時，對學術權力的尊重并不意味著簡單采納同行投票制度，核心在于依據規則選拔真正的同行，并確保他們能夠合法行使學術權力。此舉旨在重塑對教育質量的認知。

教育的核心使命在于塑造人的品德與培養人才。在評價體系中，應將學生的辯證思維能力、跨學科融合能力等“隱性素質”納入考量范圍，并借助大數據技術來追蹤學生的認知發展路徑。旨在使學生能夠結合社會現狀、個人能力以及時代背景，進行合理的價值判斷和表達，從而領悟生命的意義和存在的價值，同時助力他人，提升自我。

大學的尊嚴在于超越排名

往昔歲月起步網校，洪堡大學在十九世紀確立了“以科學為生活準則”的宗旨，西南聯大在烽火連天的歲月里堅守著中國學術的命脈，而大學的真正價值從未與排名榜上的位置有所關聯。真正的大學應當是：

大學若能放下對高樓的仰慕，轉而抬頭遙望星空，方有可能成就自身的宏偉；只有擺脫排名的束縛，學校才能重新找回塑造未來的膽識——這種膽識，正是排行榜所無法估量的寶貴精神財富。（李志民，圖片來源于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