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時間：2023-01-03 10:01:22作者：佚名
剛剛過去的申請季，全球各地焦慮的高三學生剛結束了癡迷地查看自己的郵箱，等待美國精英大學的錄取通知書的人生階段。
在數十萬名提出申請的青少年中，他們花費了無數時間在填寫表格、編輯申請文書、參加標準化考試、緊張地監測自己的 GPA 等方面。除了一部分幸運兒，很多的申請者不會等來他們最想要的好消息。
近年來，競爭激烈的美國名校錄取率直線下降。
排他性一直是這些大學的品牌烙印。美國只有 3% 的 18 歲學生能進入錄取率低于 50% 的學校，就像《大西洋》雜志的德里克湯普森說的，“美國大學的競爭，不過是屬于 3% 的人的危機。"
然而，越來越多的青少年還是受到了這些影響，他們夸大自己的簡歷，吹捧自己表面的經歷和愛好，因為他們相信上名校是最重要的。批評者說，這種狂熱甚至已經蔓延到并塑造了美國文化，往往扭曲了孩子們和父母的價值觀，延續了經濟上的不平等，并扭曲了高等教育在整個社會中的作用。
這一切的荒誕性已經很難被忽視。
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大學招生文化嚴重需要改革。記者安德魯. 弗格森在 2011 年出版的《瘋狂的大學》一書中寫道，"曾將中產階級的孩子們送入大學的過程短暫而直接：找到一所合適的大學，填了申請書，進了校門，然后高高興興地去上學。現在這一切已經演變成了一個多年的漫長規劃過程，往往在青春期之前就早已經開始了。"
他在書中把這個過程稱為"富人孩子的彩票"。而在保留校友子女錄取偏好，以及極為復雜的申請系統方面，我們仍然能看到 20 世紀初哈佛大學和其他常春藤大學為了減少校園里的猶太人數量而制定的申請系統的遺跡。
最近有許多教育家和行政人員承諾要重新思考選拔性大學的錄取程序，理由是競爭過于激烈，而且大學癡迷于招收近乎完美、全面的學生。
這種現象誘使青少年陷入黑暗、危險的漩渦，不僅吸走了教育中的學習過程，而且是錄取偏向那些更富有，擁有更多財富的學生。
正如《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弗蘭克. 布魯尼（Frank Bruni）直言不諱地說："許多被頂尖學校錄取的孩子要么飽受大學錄取標準的摧殘，或者是盲目地遵從教條，沒有辦法真正追尋自己的熱情所在。" 新的反思錄取運動主要是基于哈佛大學教育研究生院的“讓關愛回歸平常”的項目 。
哈佛大學教育學院通過對 1 萬名初中生和高中生的調查發現，只有 22% 的受訪者認為關愛他人是他們的首要任務；其余的受訪者則優先考慮自己的成就（48%）或快樂（30%）。當代的招生程序是導致當今青少年如此只在乎自己的部分原因。
新的招生改革運動被稱為 the Tide，目前已經得到了近 100 名招生專家和其他高等教育官員的支持。在哈佛大學的 "讓關懷普通化 "項目最近的一份報告中，它強調了對學生的 "無孔不入的壓力 "造成的 "情感傷害"，以超越他們的同齡人。"
大學錄取過程，與其說是對未來的美好探索，是令人興奮、充滿活力和快樂的事情，不如說是一種負擔，令人恐懼和需要忍受的事情。它可能會破壞整個社會，使那些有能力的人享有特權，而犧牲社會經濟階梯中較低階層的人的利益，并誘使學生陷入極端競爭，從而淡化他們的同情心。報告稱，高中生 "往往認為大學只是看重他們的成就，而不是他們對他人和社區的責任"。
報告總結說，招生辦公室應該鼓勵年輕人 "變得更加慷慨和富有人情味，不僅有利于社會，也有利于學生自己"。報告建議大學限制學生在申請中列出的課外活動數量，不強調標準化考試成績，不鼓勵高中生報讀超過少數的高級預科課程。這將有助于確保弱勢學生有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他們通常在課外活動、考試預習和 AP 課程方面的機會有限。
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這些招生狂熱成為新常態呢？有趣的是，這其中的大部分原因可以追溯到高等教育本身追求的更大包容性。
在 19 世紀末，精英大學一般只對就讀著名私立學校的學生開放，這些學生通過大學專用拉丁語和希臘語考試入學。20 世紀初，這些大學開始向公立學校學生敞開大門后，就采用了正式的申請程序，由于大量學生涌入高等教育，迫使這些精英大學不得不想辦法過濾掉不合格的學生。
因此，1926 年，美國大學推出了全美第一個標準化的大學入學考試 — SAT 考試。
今天，教育工作者往往批評高校強調標準化考試成績，認為這與他們擴大教育機會的使命不一致。但在當時，依靠考試成績來決定錄取的新穎做法卻產生了相反的效果，使高等教育成為任何人，而不僅僅是來自富裕家庭的白人、基督徒男性都可以追求的目標。
事實上，一旦精英大學轉向以考試為基礎的錄取方式，校園里的猶太人數量就急劇上升，在 1900 年至 1922 年期間增加了三倍，占新生班級的 21% 左右。
這種趨勢是理解為什么現代選拔性大學的招生制度是這樣的關鍵。
美國大學的管理人員對校園內不斷膨脹的猶太人口并不滿意，有些人提議對猶太人的入學人數進行配額。常春藤聯盟的領導人，如當時的哈佛大學校長A.勞倫斯. 洛厄爾，將他們的建議證明為防止反猶太主義的保障措施哈佛大學錄取條件，據報道，洛厄爾還警告說，猶太人的涌入會阻礙新教徒進入哈佛大學。正如馬爾科姆. 格拉德威爾在 2005 年廣為閱讀的《紐約客》雜志文章《入學》中寫道，"這種唯才是舉的精神很快就導致了一場危機"。
事實證明，這種 "危機 "正是催生現代精英大學招生制度的原因：它強調的是品格和學術能力一樣強的 "全面 "學生。
雖然哈佛大學招生委員會最終拒絕了洛厄爾的計劃，以維護學校的公眾形象，但它想出了一個新的狡猾辦法，以有效減少校園里的猶太人數量：再次修改招生標準，在考試之外哈佛大學錄取條件，要求個人陳述文書、面試，甚至在考試成績上加一張照片，并優先錄取校友的子女。
"把學院的標準提高到除了優秀的學者之外沒有人能進入，既不可行，也不可取。"委員會表示。"對于智力一般的認真而有抱負的學生，標準決不應該這么高。"
隨后，猶太裔學生的人數又恢復到了以前的水平，而傳承的錄取政策自此一直保持著。2011 年，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考察了家庭關系對 30 所高選拔性大學錄取的影響，發現傳承申請人比同等條件的非傳承申請人被錄取的幾率高 23%。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父母在名校讀了本科，那么其子女（"主要傳承"）就會比其他學生高出 45％ 的錄取機會。
不過，直到幾十年后，狂熱的現代招生過程才完全出現。
這是一個由《退伍軍人權利法案》和《高等教育法》所引領的時代，成千上萬的學生涌入，而他們以前從未考慮過上大學。這也是一個以聯邦高等教育經費削減數十億美元為標志的時代，即在 20 世紀 80 年代前總統羅納德. 里根的統治下。
這兩個因素的結合意味著，高校可以而且必須在招生中更具戰略性。他們對需要招收什么樣的學生以平衡預算和維持學術形象有了更好的認識。
他們開始雇傭專門負責在全國最終是全世界巡回招收學生的人員。他們與咨詢公司合作，評估現有學生群體的空缺，并提出如何填補這些空缺的建議。例如，如果一所學校某年沒有招收足夠的西班牙裔學生，咨詢公司可能會鼓勵該校在下一年加大西班牙裔學生的招生力度。
據教育保護協會創始人兼執行董事勞埃德. 薩克爾說，所有這些戰略制定的一個后果是，高等教育變得高度商業化。它產生了 所描述的 "市場"，由各種排名機構、咨詢公司、備考公司和如何“戰勝系統”的指南組成。這些行業更加重視錄取的選擇性和機構的聲望，從而助長了錄取的狂熱。
這種商業化的做法也助長了招生狂熱，因為它規定了進入一個有選擇性的大學所需要的標準，其中許多標準最終都不符合特定機構的使命。
薩克爾說道：“今天的大學招生文化正在以非常有問題的方式扭曲學生與學習以及彼此之間的關系，大學錄取已經不是為了向高中發出重要信號去引導其發展，而早已變得毫無人性。"
美國大學錄取流程的前世今生
時間線
第一階段
1905 年：法國心理學家阿爾弗雷德·比奈開始研發智商（IQ）測試。
第二階段
1926 年，哈佛校長 A.勞倫斯. 洛厄爾開始給猶太學生分配錄取名額，開啟了一個新的錄取標準，該標準考察一系列因素，包括要求面試和提供照片。
第三階段
1926 年，美國大學理事會組織了一個全新的全國考試叫做學術能力水平考試。這個考試是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教授卡爾. 布里格姆基于之前的智商測試進行的設計。他總結道：“美國人民的智商正在下降，考慮到越來越廣泛的種族融合，這種趨勢將會持續下去。“
第四階段
1944 年，通過《退伍軍人權利法案》支持現役軍人和退伍老兵的教育支出。
第五階段
1972 年，通過《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篇》禁止種族歧視和其相關行為。
第六階段
1975 年，推出通用申請系統（ App），學生可以通過一個系統就可以同時申請上百所美國高校。
第七階段
1983 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開始推出大學的排名榜單。
第八階段
1988 年，《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開始在排名榜單中加入數據指標。
第九階段
1992 年，美國國會免除了大學間的反壟斷規定，放寬了大學間聯合提供助學貸款的限制。
第十階段
2002 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在高校排名榜單中包含了標化考試可選政策。
第十一階段
2015 年，80 間大學聯盟（CAAS）宣布創立新的“通用申請系統”。
第十二階段
2016 年哈佛大學教育學院發布了 the Tide 報告，制訂大學錄取信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