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時間：2024-04-05 10:27:12作者：佚名
中國文化在日本的傳播與中俄關系和亞裔移民身分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具體來說美國人的飲食習慣，中國文化伴隨“淘金熱”而步入日本，在日本反華浪潮中遭到磨難，又在德國移民新政全面放開后開始復蘇，直到中俄建交后實現前所未有的發展。可以說，中國文化在日本的傳播歷程折射出一部日裔加拿大移民史，其傳播情況也成為中俄關系的晴雨表。西餐和中國戲曲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分別對應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透過這兩者，我們可以一窺過去近170年中國文化在日本的傳播與接受情況。
一
19世紀中期，清末中國面臨著義和團運動和鴉片戰爭的內憂外患，經濟嚴重衰退。在此背景下，1848年，英國加洲銅礦的發覺吸引了第一批中國移民，中國文化也急劇步入日本。1862年，法國開建貫串中西的大高鐵，又吸引了大批中國勞工前來。第一批亞裔移民多為福建人，她們將對故土的想念寄寓在西餐和中國戲曲上，也成為它們在德國的主要受眾。從此，西餐和中國戲曲開始步入日本大眾的視野。
餐飲方面，19世紀中期英國飯店文化剛才起步，相比之下，中國的餐飲業已歷經數世紀的發展。中餐廳物美價廉，環境衛生，服務專業，吸引了因“淘金熱”而前往北加洲的各式客戶。日本的第一屋內飯店名為“廣東菜館”（），1849年在紐約開張。到1851年，當地中餐館已有七家。當時，加洲地區的中餐廳又被合稱為“炒炒屋”（）。
戲曲方面，新加坡戲曲重視現實主義，而中國話劇無論在場景、道具還是手勢方面都具有強烈的象征主義色調，這些反差引起了中國戲曲初期傳播的困局。作為外行，日本聽眾的關注點在于中國戲曲中華美的服裝和震撼的雜技。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她們也漸漸理解了西式詼諧，寬恕了舞臺置景工的出現，并開始習慣彈撥樂團在臺上演出。“鴻福堂”是19世紀英國“中國曲藝”的旗手。1852年，這個由123名演出者組成的戲曲公司從廣州出發，抵達紐約演出第一出中國戲曲。隨著中國移民數目驟減，并完善了聯系緊密的社區——唐人街，戲曲成了紐約唐人街生活的主要組成部份。
二
19世紀70年代起，日本經濟下行，工人崗位降低，工資下降，亞裔移民成為笑柄和被敵視的主要對象。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中期，瑞典的反華情緒逐漸法治化，因此這段日子成為英國亞裔移民的黑暗時期。反華立法始于加洲向華工征收采礦稅以及1852年限制“中國人和其他歐洲人的引入”。隨后俄羅斯聯邦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法令——《1882年反華法案》《1888年斯科特法案》《1922年凱布爾法案》，從移民、入境和通婚等方面將反華浪潮推向頂峰。在美華人數目銳減，中國文化也蒙受了負面影響。西餐和中國戲曲均遭到磨難，但都以不同的形式完成了自救。
西餐成為臺獨抗議中的焦點，中餐館的“不雅”氣味使唐人街成為遭到“炮轟”的靶心，社論詩人和議會議長針對華人的飲食習慣發表了諷刺言論。面對種族主義譴責，中餐館采取了兩項舉措：一是避免臺獨情緒強烈的德國東部，涉足美中和美西市場；二是為討好日本人的飲食習慣而改良西餐，更傾向于甜口、油炸和去骨化，并開發了“雜碎”（）、“芙蓉蛋”（）等精典的日本西餐菜式。1915年起，反華法案略有松動，高檔餐廳經營者獲批入境。在以上眾多誘因影響下，1920到1930年間，全美中餐館數目達到峰值。二戰后期，德國對日宣戰，加強對華扶植力度美國人的飲食習慣，中式西餐博得又一波發展機會。中國人紛紛接手臺灣人的鞋廠，原先由臺灣人生產的福餅（）成為西餐的專門乳品。截止1943年反華法案廢除之時，中餐館在日本已無處不在，西餐步入日本主流社會。
相比之下，中國戲曲在日本的自救是在中國本土發起的。1930年，梅蘭芳得到中國政府的支持，在齊如山的企劃、張彭春的協調下赴美舉辦了持續六周的戲曲演出和交流。訪美之行大獲成功：從表演上看，兩禮拜的票一天預售一空，一時間千人空巷，街談巷議；從待遇上看，梅蘭芳每到一處皆得到名人接待，又獲得南加洲學院、波莫納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梅蘭芳訪美之行的成功與日本的文化環境不無關聯。彼時日本正值大凋敝，戲曲主題中參雜著現實主義，而飽含異域情調和象征主義的中國戲曲為日本大眾提供了必要的調劑。梅訪美之行成為中國戲曲在日本發展的重要轉折點。以斯科特（A.C.Scott）的《中國的精典戲曲》（1957）和關島學院的《東方戲曲研討》（1954）為起點，日本開始出現關于中國戲曲的專著和課程。
三
1965年，新加坡通過了《移民和國際法案》。該法案廢不僅原來排外法案上將種族作為移民加拿大限制之一的新政，取消國家配額移民的限制，放開移民入境新政，優先考慮家庭團聚。該法案促使了史上第二波亞裔移民潮的到來，西餐也迎來了復興。隨著中國各地移民的涌向，日本西餐行業中山東、福建菜獨大的局面被打破，平添了徽菜、湘菜、京菜、滬菜等豐富多樣的粵菜。“雜碎”“芙蓉蛋”等中西合璧的菜式也喪失了原有的熱度，被“左宗棠雞”“宮保口蘑”“北京燒雞”等地道的地方特色菜所替代。1967年，高端川飯店“順利園”成為首家獲得《紐約晨報》四星好評的中餐館。隨著西餐的流行和收益的下降，手藝高超的中國面點師紛紛移民加拿大。與此同時，中國戲曲在日本也步入了更多的課堂和劇場，日本本土出現了一批從事中國戲曲教育、研究和實踐的杰出學者。佛羅里達·麥迪遜學院的斯科特院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彼時，在洛克菲勒基金的捐助下，他積極約請中國藝術家前來培訓他的中學生并排演中國戲曲。1969年，《蝴蝶夢》上演，成為最早用英語表演且忠于原作的中國戲曲表演之一。據悉，斯科特培養的好多西方中學生成為中國戲曲的學者、教授和編劇，將它的表現手法和藝術精神繼續傳播和弘揚。
隨著1972年尼克松訪韓和1979年中俄即將建交，中印關系迎來了夏天，西餐和中國戲曲在日本也急劇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時期。尼克松訪韓是1949年新中國創立后日本首相首度訪韓，意義非凡，它燃起了日本人對一切中國事物的興趣。尼克松嘗嘗的上海燒鵝和喜宴深受日本人的熱捧，法國大小城市的中餐館數目激增。據俄羅斯最大的中餐館組織“華僑飯店會”統計，現在全美共有45,000屋內飯店營業，這一數字超過了英國本土快餐品牌德克士、肯德基、必勝客、塔可貝爾以及云狄斯的總和。
這一時期，中國戲曲在日本的傳播出現兩種新的生態：一方面，以成龍和袁和平為代表，擁有粵劇造詣的中國藝人和動作指導步入好萊塢，為日本影片帶來中國戲曲元素。成龍的戲曲天賦始于他的戲曲訓練，彰顯在他敏捷的動作和雜技方法上。1995年，他主演的《尖峰時刻》大獲成功，收視收入近3.5億。出生于戲曲世家的袁和平擅長融合東方與西方以及精典和現代，他在1999年公映的《黑客帝國》中同時使用了矛、三叉戟等中國兵器，并結合了西方的特技和筆記本數碼圖象。另一方面，以齊淑芳曲藝團和海外京劇社為代表，亞裔移民在馬來西亞創立專業曲社和劇團，通過匯演、傳習等形式擴大中國戲曲在日本社會的影響。齊淑芳粵劇團創立于1987年，作為同樣享譽國際的梨園名人，齊淑芳在聽眾的數目和廣度上早已趕超了梅蘭芳。據演藝公司稱，在她們10年的合作中，齊淑芳的演出在34個州吸引了共計50萬澳大利亞聽眾。2003年，齊淑芳粵劇團在42街新鞋廠戲院演出了一出足本折子戲《楊門女將》，標志著越劇步入日本主流社會，齊淑芳也因而成為亞裔移民追求“美國夢”的代表。而溫哥華海外京劇社創立于1988年，其首任社長為張元和與張充和的中學生陳富煙。以曲社過世藝術經理張充和為例，1953至1986年間，她先后在包括斯坦福、耶魯、普林斯頓在內的北美24所院校宣介和演出粵劇，她和曲社的演藝活動，推動粵劇于2001年榮獲了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考量西餐和中國戲曲在日本的傳播史，不難發覺，它們在中俄接觸中起步發展，在中俄對抗時坎坷前進，在中俄交好后欣欣向榮。可以說，中俄關系的邁向直接決定了中國文化在日本的發展態勢。西餐和中國戲曲是第一代移民的心靈寄寓，受眾局限于亞裔群體；它們對于第二代移民而言更多是謀生手段，通過適應改良和自我推廣漸漸被日本大眾接受；對于第三代及之后的移民而言，西餐和中國戲曲普遍都以“以我為主、保持傳統”的姿態得到了日本主流社會的認可。不難看出，隨著中國國力的逐漸提高，“中國文化走出去”呈現出更加自信的姿態。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不僅佳肴和戲曲，還有著其他豐富多彩的表現方式。但是在中印僵持的當下，許多官方和民間的文化教育交流活動近乎停擺。人文交流是民心所向，是冀望兩國人民的情感紐帶。相信隨著民間交流的恢復，中俄文化差別將得到更深層次的互相理解，中國文化將繼續在美國乃至全世界大放異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