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時間：2025-07-21 10:03:35作者：佚名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所著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一書，由何博超翻譯，譯林出版社于2021年3月正式發行，全書共計544頁，定價為68.00元。
二十年后，尼克松面對自己日益稀疏的發際線，信心不再，那時他才開始懷念起1952年那次決定性選舉。在那次選舉中，他巧妙又生硬地將“蛋頭”這個標簽貼在了謝頂且文雅的阿德雷·史蒂文森身上，而這一行為卻并未讓人聯想到艾森豪威爾。
知識分子若持清心寡欲之態，便會視發際線后移為信仰理性的外在象征，仿佛是對其思想的剃度。然而，這一現象也給了他人以污名化這一群體的可乘之機。尼克松的言辭雖滑稽至極，卻如同1828年大選的翻版：那場毫無底線的辱罵之戰，開啟了一種將知識、文化和高尚品質視為攻擊目標或替罪羊的修辭手法，同時也將白宮變成了類似拉伯雷式的狂歡場所。老胡桃木的幽靈化身為眾多競選者，他們既不拘泥于黨派之分，又親民反智、充滿激情，唾沫橫飛，仿佛急于向世人展示其男性特征。這些人物包圍著那位既優雅又略顯不安的昆西·亞當斯，以及諸多無辜的知識分子，其中就包括已故的霍夫施塔特（1916-1970）。
那一年正值大選，他在芝加哥大學主持沃爾格林講座，此時他的講稿已初具《改革年代》的輪廓。然而，他對小羅斯福和文人改革派的青睞，讓他對這次大選深感失望。于是，他將精力轉向另一本書的撰寫，耗時七年，最終完成了那部頗具爭議、卻使他的名聲更加響亮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以下簡稱《反智》）。該書的開篇章節是對選舉的回應，然而在諷刺麥卡錫及其右翼共和黨派時，作者的言辭依舊保持著一定的克制。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對這些現象的厭惡已經深入骨髓，導致了一種麻木不仁，更是因為他堅持采用客觀中立的學術態度來進行研究，試圖以這種方式來取代那些無謂的相互謾罵。此外，他對未來的十年抱有極大的期待。然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反智》一書出版之時，恰好是書中所高度贊揚的那位謙遜有禮的天主教徒總統遭遇暗殺的那一年。
題目所示，他將探討的領域定位在了普遍的“生活”范疇，而非脫離實際的美國精神及其意識形態。因此，反智主義似乎在合眾國成為了一種生動的現實，它并非一時的潮流，亦非源自外部的侵襲；它是一種早于國家存在、遍布各處的文化基因。他在第二篇中從宗教領域、第三篇中從政治領域、第四篇中從商業領域、第五篇中從教育領域對“現象學”進行了社會學視角的深入剖析，這些領域幾乎覆蓋了美國生活的方方面面。霍氏，這位1938年曾加入美國共產黨的學者，始終秉持自由左派的批判態度，在本書中，他對美式民主和平等的理想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揭露其內在的缺陷。霍氏傳記的撰寫者布朗（David S. Brown）曾指出，該書堪稱史上對美國民主最令人不安的批判之作，書中強調“美國特有的民主體系——在邊疆拓展、資本主義發展、新教福音派勢力鞏固的背景下——使得國家更容易遭受民眾的沖擊”。（參見《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傳：思想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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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21頁）
作者所關注的“群眾”群體相當廣泛，涵蓋政界要員直至基層民眾，從企業巨頭到獨立商人，從宗教領袖到普通信眾；在社會階層劃分上，主要聚焦于布爾喬亞階層，特別是龐大的中產階層以及“巴比特”群體；同時，作者也更為關注所謂的“黃蜂一族”——即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他對反智現象的探討更傾向于對這些群體中存在的負面情緒及其來源進行深入分析。反智主義，它其實是對理智生活及其代表者的“憎恨與猜疑”，并且常常帶有貶低這種生活方式價值的傾向，這種憎恨主要針對的是知識分子、科學界以及高等教育領域。此外，《反智》一書還特別關注了這些群體在輕視知識時所展現出的言辭風格、行為習慣以及心理狀態。
此類研究并非獨立存在。在戰后美國，形勢的演變以及麥卡錫主義的盛行，促使眾多作家對中產階級的心理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歷史的回顧。這些作品中，部分對《反智》產生了影響，而另一些則與之形成對話。米爾斯所著的《白領》（1951年出版）、貝爾的《意識形態的終結》（1960年問世）、特里林的《自由想象》（同樣于1960年出版）、尼布爾的《美國歷史的反諷》（1951年成書）、利斯曼的《孤獨的人群》（1950年出版）、波特的《富足之民》（1954年出版）、懷特的《組織人》（1956年面世）以及加爾布雷斯所著的《富裕社會》（1958年發行），等等。但是，只有《反智》代表這些著作，說出了政治不正確的實話。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依據一種彰顯精英氣質的研究視角，他針對以下四個領域挑選了多個樣本進行深入剖析：宗教領域中的福音派信仰和歷史上的“大覺醒運動”；政治領域中的民主政體、充滿陽剛之氣的總統形象以及反對改革的政客；推崇務實的商業巨頭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以及那些通過自身努力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平等教育理念，以及旨在實際應用而非純粹學術訓練的“適應生活”運動，同時也不忘提及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理念。這些觀點具有共通之處，即都持有反理論的立場，反對專家意見，抵制文化傳統，挑戰現行制度，以“常識”來取代“智識”。
霍氏認為，此類常識僅僅是人類普遍智力的一種體現。智力與智識不同美國生活，它缺乏批判性、反思性、創造力和想象力，而智識自古希臘時期起便以神性的努斯（nous）這一概念展現了人類的高貴品質。智力不過是對知識進行掌握、管控、重構和調整等初級技能，并非人類獨有；相較之下，智識則是一種反思性的能力，它能夠審視自身的理論體系，具有復雜性、深邃性及系統性，數學、物理、哲學等基礎科學便是其最鮮明的體現。反智主義者或許并不排斥理性，然而他們更傾向于信賴直觀且簡易的認知過程。他們抱持著“百分百心態”，不愿進行深入的自我反思，將實用主義、技術手段和經驗視為至高無上的準則。部分人甚至對社會達爾文主義深信不疑。在他們眼中，知識似乎成了某種繁復而無實際意義的雞肋，或是令人厭煩的累贅。
可以發現，在各個領域、各個社會階層中，這種反智的思潮無處不在。然而，令人費解的是，當慕迪、桑迪、老科內利尤斯·范德堡、布萊恩、老羅斯福、威爾遜等人，出于對民眾的熱愛和對精英的輕蔑，提出反智的觀點時，他們實際上卻成為了國家的真正精英。他們掌握著所有人的信仰、財富和權力。換句話說，知識分子淪為他們在維護自身利益、爭取選民支持、維護民主制度過程中所付出的代價或犧牲，這一現象在言辭和實際行動中均有體現。在1912年的競選活動中，威爾遜在演講中提出，民主政府不應由專業人士主導，而他頻繁出入工人俱樂部，自認為在那兒獲得了最明智的政治見解。然而，在他發表這番言論時，心中恐怕想的只是如何贏得選票。
那么，對于精英階層而言，反智的言辭或許僅僅是一種修辭手法。然而，在普通民眾中，這卻是一種真實的心態。當智慧不再被視為亞里士多德所說的美德時，面對理智的欠缺，人們往往能夠心安理得。因為他們認為，個體的思想自由和言論的平等性更為重要，而不是個人智慧的增長，亦或是如何獲得專業性的表達“資格”。為了填補不足，實際行動、切實可行、真抓實干、實用主義、腳踏實地成為了療愈的良方，使人們能夠以反智為榮。當某項知識顯得深奧難懂時，我們可以說，它缺乏實際意義，從而，知識的內在力量得以減弱。
作者固然并非抵制實踐，卻對理論遭到的忽視、知識分子遭受的冷漠與敵意表示不滿。他渴望在民主的框架內，智慧應當獲得其應有的尊崇與地位；只有當智慧得以在游戲與虔誠之間找到適宜的天地（正如霍氏所提出的知識分子的兩項顯著特質），民主社會方能稱得上健全。若反智主義都能被視作政治上的正確，那么對智慧的推崇又怎會不受到認可呢？作者似乎追溯到了蘇格拉底遭受審判的歷史（《反智》一書中有此暗示），并探討了哲人王這一概念。柏拉圖在早年便確立了這一崇高的地位，然而，他不得不面對卡爾·波普對他觀點的批評，后者認為這一理念是極權主義的根源。那些反智主義者常常將智慧的高尚境界替換為權力或資本上的專斷與獨裁。就診時，大眾傾向于尋求技藝更精湛的醫生，然而在社會、政治以及商業等領域的議題上，非專業人士的自信心卻往往超越了那些專家。
芝加哥大學的知名歷史學者布爾斯廷曾指出，這種抱怨可能顯得有些過分和缺乏根據。他認為，知識階層并非處于邊緣地位，事實上，美國的知識分子群體正是受到了工業界與政府部門的青睞。他批評道，霍氏所謂的文化批判，實則是在維護知識階層的特權，對美國的實用主義進行攻擊。此類批評并非個例。霍氏本人本身就享有社會地位上的優勢，對此理應心知肚明。在《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傳：思想傳記》的第139-140頁中，霍夫施塔特不僅強調了對智識的重視，而且或許還期望智力能夠占據一個獨立且不受束縛的領域。然而，這卻是一個矛盾。為了實現獨立，智力必須依托于肉體，知識需轉化為實際，而知識分子亦需掌握權力，否則將無人愿意聽從。它無法像《云》中的蘇格拉底那樣懸浮于空中。充分賦予其自由空間，它卻可能因欲望而陷入邪惡，這源于其與物質和利益的緊密聯系。
在本書中，我們觀察到，美國的力量、資本以及民眾三者圍繞知識形成了一個等邊三角形結構。這個結構與這三者保持著一種不穩定的關系，難以在正中央穩固立足，顯得游刃有余。它不得不尋求某種“依托”，然而，這三者卻可能反過來侵蝕知識。若它偏向權力一方，官僚體系便會吞噬其自由、理想、事業追求以及原本的妥協初衷。左右之分、驢象之別，縱然政策和口號各異，一旦變得粗俗，油膩之感便趨同，它們只能彼此迎合。一旦轉向資本，游戲性便遭舍棄，虔誠亦不可靠，換來的經濟利益，使得知識分子如同天花板上的吊燈，俯瞰地上那些謾罵的人群。他傾向于民眾，卻覺得自己與眾人格格不入，如同霍氏一般，在迷茫中深切地感受到對普羅階級的幻滅與失望；他那份清高且難以融入塵世的個性，甚至讓他渴望能飲下一杯能令靈魂永生的毒芹酒；與此同時，民眾一方面有理由信任這些深奧的專家，另一方面也有理由質疑那些似乎在暗中策劃陰謀、對自己的生活指手畫腳的人，他們所需要的，是蘋果籽強尼，而非智囊特格韋爾。知識界內部，成員們同樣難以避免相互間的指責，這源于他們內部的分歧，各自傾向于不同的觀點，因此爭執不斷。其中，最極端的反智主義者甚至也包括了知識分子自身。在精神獨立這一點上，似乎只有神明才能擁有，而非人類。
《反智》一書引發的爭議不論如何激烈，其留下的寶貴財富卻是無窮無盡的。原因在于，正如霍氏所深刻洞察的，反智主義在美國歷史上呈現出周期性的反復出現。我們不禁會聯想到小布什是如何激發民粹情緒的，他繼承了父親的衣缽，再次宣稱自己代表著平民的利益。正如林（Elvin T. Lim）在其深受《反智》一書啟發的著作《反智總統》中闡明的那樣：從修辭學的三個基本要素出發留學之路，我們可以觀察到，那些缺乏邏輯說服力、品格不真誠且情感夸張的反智言辭，已成為美國選舉中爭取民眾支持的關鍵手段，并且這些特點也是總統職位所必須具備的。若此書問世稍晚，作者便能目睹更為極端的現象：那些在閱讀與否的邊緣徘徊，如同薛定諤貓一般模棱兩可的“懂王”，將反智主義的風潮推向前所未有的頂點。盡管其手段缺乏創新，僅限于挑起白左與紅脖之間的沖突，并且依舊在制造體制與民粹、貴族與平民之間的對立，然而美國生活，這卻引發了國家歷史上最為嚴重的分裂。在反智主義的盛行之下，原本應對疫情的社會秩序遭受重創，理性分析被沖動行為和神秘的“普卻信”所取代。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霍氏在其另一部著作中闡述了美國政治（尤其是右翼政治人物）所特有的“妄想癥”風格。這種病癥表現為一種被迫害的錯覺，屬于慢性精神錯亂，其特征是狂熱、多疑且具有攻擊性，言辭夸大其詞，令人震驚。其代表人物常常堅信自己的國家、文化以及生活方式正遭受攻擊，同時他們自詡為理性、無私、正義，并懷有強烈的愛國情懷。在《X與Y》一書中，霍氏在討論該疾病時雖未直接談論反智主義，但依據其論述，我們可以合理推測，這種思潮恰恰是該類心理疾病的一個顯著特征。（哈佛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4-5頁）然而，小施萊辛格的傳記撰寫者，來自巴德學院的奧爾德斯教授，在上一年度的書評中提到，霍氏是以其特殊的地位和對身份的焦慮來審視美國的，而他本人亦深陷于夸大民眾影響力的“妄想癥”之中。（，《自豪與驕傲》，墻報，2020年8月7日）這或許是對的，不管怎樣，知識分子常常被指責脫離大眾，盡管真理有時確實掌握在那些少數派手中。
我們不能忘卻，《反智》雖以學術形式呈現，然而作者本人亦直言不諱，稱其為“私人著作”，而非“正統歷史”，且該書亦流露出作者的情感色彩，內容皆基于霍氏個人視角精心挑選。針對此點，奧爾德斯曾批評霍氏對史學文獻的閱讀不夠重視，且自詡為社會科學的開拓者，然而他卻缺乏相應的嚴謹訓練。霍氏的同行、史學家香農（David A.）甚至提出，《反智》并非一部科學著作。在高度評價《反智》的精彩之處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榮休教授法斯（Paula Fass）亦指出，該書在歷史著作和社會評論方面并不算成功。霍氏或許心中已有此認識，因此他堅信《反智》這部作品毫無實用價值，那所謂的自我剖析并未達到他的預期效果。此外，他意味深長地指出，《反智》這部作品塑造了他，而非他創造了《反智》。在《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傳：思想傳記》第140頁，以及《An and Proud of It》雜志2020年8月7日的一篇文章中，同行的評價包含了多方面的因素，既有基于客觀立場的批評，也有因個人立場和觀點差異而產生的分歧。有些人可能對霍夫施塔特這位嚴謹的學者卻成為“反智主義”和“妄想癥”等流行語創造者的身份感到不悅，另一些人則可能對他的反民主傾向和貴族氣質表示不滿。
盡管指責不斷，但在美國，反智主義早已根深蒂固，或許它本身就是這種根深蒂固的特質。過去，"老師"、"知識分子"等詞匯甚至被用作侮辱性的謾罵。然而，隨著科技的崛起，"極客"或"書呆子"等詞語也逐漸被賦予了正面的含義。但人們心中依然明白，"老九"是不能被輕易舍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