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時間:2025-09-11 09:15:41作者:佚名
鄭某現年29歲,來自韓國,在關稅廳擔任9級公務員,此為該機構最低級別的職位,他已在此崗位上服務了四年時間,之后他做出了離職的決定。
升遷進展遲緩,若非每日投入額外工作時間,僅靠每月到手180萬韓元(折合約9904元人民幣)的薪資難以維持生活,鄭某這樣自嘲道,他坦言作為公職人員所得,甚至不如在便利店打工的收入高。
根據2023年每小時9160韓元的最低薪酬規定,參照韓國最低工資委員會通常采用的每月209小時的工作時長,可以計算出該國公民的最低稅前月薪已達到201萬韓元(折合約11059元人民幣)。
韓國公務員崗位競爭率連年下降。(圖源:韓國中央日報)
十多年前,公務員在韓國是最受年輕人青睞的職位,人們稱其為“神圣的工作”。
但是工作結束后,這位年少的政府職員卻因為薪酬微薄、加班機會不多請假困難、職位提升緩慢、以及工作環境刻板守舊等緣由,決定離開政府部門。
韓國政府雇員養老金服務中心表示,年齡介于20歲到40歲之間的公務員離職現象日益普遍,相關人數從2018年的6039人上升至2022年的11693人,數量幾乎翻了一番。
韓國公共行政學院在6月6日公布了一份關于2022年的調查結果,該調查涵蓋了6000名在職公務員。結果顯示,大約有45.2%的受訪者希望能夠更換工作。與2021年相比,這個比例增加了11.7%。特別是在工作時間不到5年的群體中,有65.3%的人表達了跳槽的意愿。
目前,一份安穩的職位和相對豐厚的退休金,已經無法讓韓國的年輕群體選擇進入政府部門工作。
理想工作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過后,韓國遭遇了大規模的失業潮,擁有一份安穩的職位變得極為困難。從那時起,許多韓國人轉而熱衷于報考公務員,將其視為可靠的職業選擇。
韓國統計局一項調查稱,從2006年開始,“公共機構”連續15年成為13至34歲人群首選的職業單位,直到2021年才被“大型公司”超越這一位置。
這一現象于2011年抵達頂點,當時韓國公共部門職位的應聘與錄用比例曾高達九十二比一。
《洛杉磯時報》曾經援引相關統計資料說明,二零一九年韓國有二十萬個人去參加公務員考試,最后只有四千九百五十三個人被錄取,錄取比例僅僅達到百分之二點四,這個錄取比例比當年錄取比例是百分之四點九五的哈佛大學還要低。
2016年,全職考公的韓國年輕人。(圖源:社交媒體)
當時,韓國媒體曾報道過一個屢敗屢戰的女孩。
二零一九年,金朱熙(音譯)年方二十六歲,她終止了公務員考試,這已是她連續三次參與的第十一場測試,結果依然未能通過,但她并未打算就此罷休,她坦言,之所以持續投入,是因為沒有其他更優越的就業機會,她每天要耗費八小時以上時間用于下一場考試的備考,她認為這必須具備明確的價值。
韓國政府相關數據顯示,2017年,本國大型企業的生產總額占到了國內經濟總量的半數左右,然而這些企業僅吸納了全國20%的工作機會。
只有精英才進得去韓國的大企業。(圖源:韓聯社)
韓國政府同時增加了公務員的數額。文在寅作為韓國總統的3年零8個月期間,韓國公務員的總數增長了9.9465萬人,這個數字超過了之前四屆政府的總和。
金朱熙自2016年起著手備考公務員韓國打工招聘,當年度公務員工資均值達5892萬韓元,此數雖不及大公司平均的6020萬韓元,卻遠超中小型企業平均的3732萬韓元。公務員月薪幾乎連年遞增超過3%韓國打工招聘,此般調薪幅度連私營部門都難以企及。
當年的韓國公務員待遇有多好?好到他們甚至愿意生多幾個孩子。
公務員除了享有產假,還能申請長達三年的育兒假期,這是他們的特殊福利。韓國前議員申相鎮在2016年披露的統計資料表明,每千名公務員中新生兒數量為32.7人,相比之下,每千名同齡普通民眾的新生兒只有14.5人,公務員的生育比例明顯更高,大約是普通民眾的兩倍以上。
生育狀況在數據中也有所體現。2016年,韓國的生育水平為1.17個孩子。在公務員集中的世宗市,這個數值達到了1.82個孩子。
據2016年首爾青年保障中心披露,韓國公務員考試報名人數在1995年至2016年間增長了兩倍。某網絡書店透露,2016年韓國公務員考試輔導書籍的銷售量較上年提升了73.5個百分點。
那個時期,一些社會研究組織以及學術界人士,也對所謂的“考公現象”表示過質疑。韓國現代研究所曾經預測,該國從事公務員考試的人數達到五十萬之眾,由此可能導致的財政減收,超過了十五億美元。
但很快,他們不再擔心了。
韓國行政安全部發布的數據顯示,2023年地方九級公務員招錄的競爭比例降至9.1比1,較前一年減少了11.7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國家九級公務員招錄的競爭比例也降至29.2比1,創下1992年以來的新低。
被年輕人嫌棄
首爾市當局近期對五百五十名剛上任的行政人員實施了一項訪問,征詢他們最為在意的議題。其中,百分之二十八的受訪者指出了“薪酬偏低引發的金錢難題”,另外百分之十七的人則對職場氛圍表示憂慮。
韓國媒體報道稱,公務員的薪資待遇尚可,但并非高薪,僅與普通收入相當,民間輿論也持類似看法。
韓國人事管理部門透露,該國九級公務員的稅后起始薪資為177萬韓元,折合約9742元人民幣,而七級公務員的稅后起始薪資則為196萬韓元,折合約10788元人民幣。即便將午餐補助、休假酬勞及其他福利計算在內,其月收入總額大約維持在210萬韓元,折合人民幣約1.15萬元。
韓國人事部門在2022年的一項調研顯示,該國公務員的收入為私人公司員工收入的八成三一分一,這一比例自2000年開展相關調查以來首次跌至如此低點。
韓國世宗市的政府大樓。(圖源:韓聯社)
與此同時,公務員的穩定性也不再是吸引年輕人的因素。
世宗市公務員姜那英(音譯)自2019年起任職,她認為,一份永久性的工作崗位既是福分,也可能帶來弊端。
她說明,假如你在工作崗位上表現突出,受到嘉獎,那么你獲得的唯一回饋便是承擔更多任務,同事們會把他們的工作分配給你。安穩的職位,很少有人具備工作熱情。
長期從事固定職業容易造成工作氛圍的呆板化。一項針對韓國公務員的調查顯示,有超過百分之四十的受訪者稱,自己正與溝通存在障礙的領導共事。這些身居要職的官員常常將申訴案件推卸給基層工作人員,以此規避個人責任。
世宗市有一位叫李敬民的工作人員,他透露貝語網校,在負責受理申訴的崗位,僅僅過了數月,就讓他感到身心俱疲。
參加公務員考試的年輕人們。(圖源:社交媒體)
他直率地表示,公務員并非差勁的職業,理由在于職業穩定性強,退休金優厚,然而,每當結束工作回到家中,他總在考慮是否要離開現有崗位另謀高就。
對于這一現象,韓國國立交通大學公共管理學科樸洪潤教授表示,年輕人覺得付出勞動就得獲得相應報酬,然而公務員崗位要求個人為國家和民眾付出代價。相當一部分人已經接受了收入不高的現實,卻沒料到會承受來自民眾的強烈指責所帶來的巨大負擔。
一些韓國公職人員不僅脫離了工作單位,還離世了。
韓國國會保健福祉委員會辦公室披露,二零二二年該國公務員中,有四十九人選擇了結束生命,今年五月,當地新聞渠道統計,已有五名公務員采取了類似行動,他們許多人遭受過工作場所的欺凌,或是收到了民眾的控訴,也有部分人被分配到了個人不適應的機構。
韓國地方當局正擬定對策,以減緩年輕公務人員的流失現象,韓國人事管理部門也推行了配套方案,促使六級以下公務員快速獲得五級職位。
原州市政府為公務員配備心理疏導服務,并著手處理職場欺凌事件。首爾市政府同樣決定,針對工作滿五年未滿十年的公務員,額外增加五天年休假。
但是相當一部分人強調,韓國公職人員真正渴求的并非休假和指導,而是機構層面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