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時間：2023-02-05 10:05:18作者：佚名
1891年10月1日，斯坦福大學正式辦學。當時校方共招攬了555名學生。就在開學日當天，校長佐敦向首批學生致辭：“斯坦福沒有任何傳統，亦不受任何傳統的阻礙。里面所有的路標都直指前方。”
斯坦福大學是由時任加州州長及參議員的鐵路富豪利蘭·斯坦福，及他的妻子簡·萊思羅普·斯坦福于1891年成立的。大學以他們于十六歲生日前夕（1884年）因傷寒去世的兒子小利蘭·斯坦福為名，以表紀念。利蘭·斯坦福曾告訴他的妻子：“以后所有加利福尼亞的小孩都是我們的孩子。”
其后，斯坦福夫婦拜訪了當時哈佛大學的校長查爾斯·艾略特，詢問有關在加州建立一所大學的所需資金的事宜，而他們得到的答案是五百萬美元（1884年的市值）。
最終，斯坦福夫婦正式于1885年11月給予大學的成立基金。
利蘭·斯坦福畫像，繪于1881年（現展于大學藝術館）
除了校園，他們還附明了其他的規條：
實行一個教育系統，引導學生在畢業后能找到他們所要追求的理想，并使他們聽到心中對于生命意義的呼喚；
禁止一切在校的宗派指令，但仍需給予精神上的教育，并需告之學生遵從全能仁愛的造物主所定下的規條是人類的責任；
教授合作及團體組織所能帶來的好處；
給予兩性公平及同等的資源與對待；
帕羅奧圖維持一個農場的運作，以便向大學所有學系的學生提供基礎的農業科學教育。”
斯坦福大學自成立以來。入讀的女生人數愈趨上升，簡·斯坦福很快就勒令校方控制其人數在每年最多500名。她擔心隨著女性人數的上升，斯坦福會變成“西邊的瓦薩學院”。這么一來，學校就會顯得失去了紀念他們兒子的原意。后來到了1933年，校方將這項措施修正為3:1的男對女比例（本科生）。這比例一直維持到1960年代，當時的本科生男女比開始縮窄至大約2:1；不過，除了人文學院之外的其他研究院的比例則仍非常懸殊。發展到2005年，斯坦福已經沒有任何的性別比例規定，雖說各研究院的男性人數還是略多（比例為1.6:1左右）。
他們最后選定位于圣塔克拉拉縣的帕羅奧圖牧場，作為建立大學的根據地。當時的人們亦常將該校直接稱為“農場”。
學校最早的建筑物（1887-1891年）是由建筑師弗雷德里克·勞·奧姆斯特德、弗朗西斯·沃克亞瑪撒及利蘭本人所設計。校園建設的基石可追索至1887年5月14日，這天本應為小利蘭·斯坦福的19歲生日。早在校園設計剛出爐的1886年夏季，利蘭就請了時任麻省理工學院校長的弗朗西斯·沃克亞瑪撒及著名波士頓景觀設計師弗雷德里克·勞·奧姆斯特德前來參謀。奧姆斯特德負責校園整體的建筑概念，他拒絕使用山地而建議多加利用實用平地。其后在秋季，波士頓的謝普利，魯坦與柯立芝公司被聘用承辦校園建筑工程。柯立芝采用了以半圓形拱門通道連接方形石制建筑為特點的亨利·霍布森理查森式風格，并應斯坦福夫婦的要求，加入了加州使命復興式建筑。可是到了1889年，利蘭切斷了奧姆斯特德與柯立芝的合作，而余下的建筑工作則交給了第三者繼續完成。這些由紅磚及固態砂巖砌成的屋宇具有強烈的加州特色。
1903年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到訪斯坦福。他稱贊道：“現在，我來到了這么棒的一所學府。我不知道你們是否看到它的美麗之處。你們的大學是經過如此優秀、忠于我們美國風格的建筑師精心設計，他設計的不是女性時尚，而是將古加利福尼亞式風格套用到了一所新大學的建筑身上。一所在外觀上如此獨特的大學，配上峽谷地理格局及秀麗的天空，再加上這些漂亮的建筑物，如果它最后沒有成為一所最為適合市民、最為適合學術發展的地方的話，我會感到非常失望。”
1891年春季，斯坦福夫婦誠邀時任康奈爾大學校長的安德魯·迪克森·懷特作為這所新成立大學的第一任校長，但卻遭婉拒。安德魯推薦當時的伯明頓印地安那大學校長、年逾四十的大衛·斯塔爾·佐敦擔任此職位。佐敦的教學思維與斯坦福非宗派、男女平等的創校理念互相配合，而他最后也答應了出任斯坦福校長一職。他于1891年6月到達斯坦福并馬上計劃聘請導師，以便能順利在10月正式辦學。在如此短的時間限制下，他只有力邀自己在學術界里的熟人擔任教職員，最終請來了15名來自印地安那大學及他的母校康奈爾大學的教授。這些原始教職員包括：數學家羅伯特·阿勒代斯、植物學家道格拉斯·坎貝爾霍頓、動物學家查爾斯·亨利·吉爾伯特、歷史學家喬治·艾略特·霍華德、生理學及組織學家奧利弗·皮布爾斯·詹金斯、土木工程學家查爾斯·大衛·馬克思、物理學家費爾南多·桑福德及化學家約翰·馬克森·斯蒂爾曼。1891第一學年的大學職工總計是35位。在第二年（1892-93年），佐敦又成功招聘了心理學家弗蘭克·安格爾、土木工程師利安德·M·霍斯金斯、古典語言學家沃爾特·米勒、另一名動物學家喬治·派斯及另一名歷史學家阿爾利·B·蘇。這兩批教授大部分都一直在斯坦福任教直到退休。因此，他們都獲稱為大學的“宿衛”。
斯坦福大學的正式校訓為“Die Luft der weht.”。這是由校長佐敦親自于烏爾里希·馮·胡滕眾多格言中所挑選出來的，意指“讓自由之風吹”。不過在一次世界大戰中，此校訓因國內反德情緒高漲而引來爭議及懷疑，而當時學校則稱此德文格言并沒有獲得官方承認。
隨著利蘭·斯坦福于1893年逝世，大學的運作因財政問題而變得岌岌可危。政府對斯坦福房地產涉及一千五百萬美元的訴訟及1893年經濟恐慌，使校方面臨嚴重的入不敷支問題。大多數的大學受托人建議暫時停止辦學，直到找到解決的方法。可是，簡·斯坦福堅持繼續大學的運作。后來，隨著有關訴訟于1895年的擱置，校方定下了大學紀念假期。斯坦福法律學院的一名學生喬治·E·克羅瑟斯，在1896年畢業后成為了簡·斯坦福的重要顧問。[41]克羅瑟斯與他的哥哥湯瑪斯（同樣為斯坦福校友及律師）合作找出并更正了數個大學成立條款中的法律失誤，并成功游說修訂加州憲法豁免斯坦福教育機構的稅項，這也使簡·斯坦福可以合法地把她所持有的股票捐給大學。
不過，簡·斯坦福在某些行為上被指偏心。她在1897年向受托委員會稱：“所有人都有與生俱來的毛病斯坦福大學校訓，故在這里所接受的后天生命教育非常重要。”她其后禁止學生在藝術課上進行裸體掃描，勒令不準任何車輛在校園內行駛，及因不想損害斯坦福的校園健康形象而不允許運用資金建立任何醫院。在1899-1905年期間，她亦于絕大部分的教職員及自資學生均生活于貧困中的情況下，動用三百萬美元建立斯坦福家人紀念館。
利蘭·斯坦福與其家人紀念銅像
可是總體而言，她對大學的發展貢獻良多。面對財務虧空的可能，她在1893-1905年期間親自負責大學的行政、財政以及發展的事務。在未來的幾年里，她亦為了保持學校的正常運作變賣了自己的私人財產，并在1901年把市值三千多萬的資產過讓給大學（這幾乎是她當時所有的家產），亦于1905年前夕逝世，同意將她合共七百萬遺產中的四百萬給予大學。這也代表著校方前后獲得斯坦福夫婦合共四千萬的捐助（這相當于現在十億美元）。
二十世紀初，斯坦福因地震損毀而面臨經濟危機。不過，大學復修工程其后迅速進行，學校亦開始恢復元氣。到了1931年，斯坦福與哈佛進行了全美第一個跨校電臺辯論比賽。大學各個學術部門亦于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過后，迅速發展起來。
大地震后尚未完工的斯坦福圖書館已變成廢墟
1906年舊金山大地震對斯坦福大學造成嚴重損毀。大學包括紀念教堂在內的大部分主要的內方建筑物，及大學主入口大閘均受到破壞。受破壞的主要是于1893-1905年利蘭·斯坦福到簡·斯坦福逝世期間所起的第二期建筑物。校方后重建并保留了部分大樓、大學藝術館、舊化學大樓（自1986年起成為廢棄建筑物，并在1989年洛馬普列塔大地震再次受到破壞）及恩西納會堂（后為本科生宿舍）。
1906-1919年期間，因大量的比賽受傷事故，高校美式足球賽事面臨消失的危機。盡管一些大學已經完全退出跨校足球比賽活動，另一些大學（如斯坦福及加州大學）則轉向發展英式橄欖球項目。1906-1914年間，兩校亦一直將橄欖球作為它們主要的校園運動。可是校方很快發現，學生間的橄欖球活動漸漸融入了以前足球的玩法。后來，當固有的一些美式足球規則獲修訂后，全國高校足球運動的氛圍又再一次恢復，而這亦一直被視作是其中一項具代表性的美式運動。
胡佛學院
赫伯特·胡佛與他的未來妻子盧·亨利·胡佛均為斯坦福首批學生之一。胡佛夫妻一生中均與大學有著緊密的聯系。
斯坦福的胡佛研究所圖書檔案館（正式注冊名稱：胡佛戰爭、革命及和平學院）便是由胡佛于1920年成立。他在1928年正式獲選為總統之前，一直負責美國在歐洲的一戰戰后救援工作。他最主要的目標是收集當代歷史的文檔記錄，其助手經常冒著生命危險到敵國（特別是納粹及共產統治的地方）拯救及修復稀有文件。他們最大的成功包括取得羅莎·盧森堡的論文、戈培爾的日記，以及俄國秘密警察在巴黎的記錄，相關的研究中心亦在胡佛的推動下成立。不過無可避免地，胡佛及大學校方在某些議題上曾發生沖突。1960年，格蘭·坎貝爾上任學院主席。隨著可觀預算的上升，胡佛學院的收藏及相關研究項目也扶搖直上。雖說當時為學生動蕩的時期，但學院卻能一直發展（特別是中國及俄國的收集大增），并與斯坦福有著更緊密的聯系。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胡佛學院一直是美國保守派的智庫，并與圖書館及存檔庫有著不同的角色定位。至今，它已成為了斯坦福大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斯坦福的生物科學部門于1946-1972年間，因研究焦點的轉移而迅速發展，這主要受到冷戰等一些非學術的外在歷史因素影響。當時，斯坦福的科學實驗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有關部門仍采用獨立及自我導向式的發展模式，并忽略跨學科及政府援助的重要性。就在接著的十年內，生物科學的發展開始集中在微觀層面。而斯坦福的生物科學實驗亦愈趨為應用及人類研究型。每個階段的研究重點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會議題的導向，如冷戰的發展、人造衛星的發射，以及公眾對藥物濫用的關注。
對于本地自給自足的概念促使了硅谷的發展。早在1890年代，大學的領袖就認定了斯坦福作為促使西邊繁榮的角色，因而制定了學校的發展方向。與此同時，普遍的西部人意識到東邊對于本地的剝削，故建立一個自給自足的本地工業得到了愈來愈多人的支持。他們使斯坦福與高科技公司聯系起來，奠定了硅谷五十年的發展。這種獨特的西部本土社會思潮亦促進了硅谷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持續發展。
在上世紀四十到五十年代間，斯坦福的督學局局長兼工程學院院長弗雷德里克·特曼，鼓勵大學畢業生創立自己的企業。他的勉勵隨惠普及瓦里安聯合公司的創立而發揮功效斯坦福大學校訓，直到硅谷在斯坦福校園附近迅速成長。因此，弗雷德里克亦常獲稱為“硅谷之父”。他亦曾鼓勵威廉·肖克利回到自己的家鄉帕羅奧圖發展，后來威廉創立了肖克利晶體管實驗室。
1962-1970年間，為了能在七十年代建立斯坦福電子與正電子不對稱環對撞加速機，劍橋電子加速器實驗室（由哈佛及麻省理工學院共同擁有）、SLAC國家加速器實驗室及美國原子能委員會作出商討及合作。這亦是全美第一個電子及正電子對撞束儲存環。巴黎（2001）曾經研究過這兩個大學實驗室的競爭與合作，并提議了相關的設施圖、選址因素細節的圖表，及六七到七零年間不同項目企劃的參數。在該項目尋求資金這五年內，有數個儲存罐在歐洲建成，但大幅度的項目重申最終促使了更佳設計的出現。該設計很快就獲應用及建造，并為伯頓·里克特（1976年）和馬丁·佩爾（1995）年這兩位諾貝爾獎得主鋪下了道路。1955至1985年期間，隨著因有私立公司（主要為貝爾實驗室）、肖克利半導體實驗室、飛兆半導體公司及帕羅奧多研究中心支持才能出現的三個工業革新浪潮，斯坦福開始了其固態科技研究和開發。到了1969年，斯坦福國際研究中心開拓了四個（互聯網雛形）的其中一個原始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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