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時間：2023-02-04 09:04:07作者：佚名
今年是我在東京生活的第四年，我每日清晨帶著整潔體面的外表出門，穿過一座座高樓大廈，做完一日的功課，再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我那間不到15平的出租屋，像一只朝生暮死的蝴蝶。
我在東京住的出租屋在東南郊外，是中國人經營的一座兩層高的單體建筑，里面分隔出20余間大大小小的屋子，住了30多人。租戶也大都是中國人，有壽司店的手工勞動者、初到日本還在語言學校進行準備的“留學生”，以及在東京混跡多年的“出張女郎”。
我的舍友陶紅就是一名“出張女郎”。
1
2014年年初，我搬入現在居住的宿舍，春節前夕過年的氛圍已很濃厚，宿舍的大門、走廊里，到處張燈結彩。
我走進自己租住的那間屋子，一個掛在墻上的中國結隨即映入眼簾，鮮紅而精致，屋里的地毯上堆著一些瓜子、花生、糖果、零食，朝窗戶望過去，還能看到一對喜慶的小金馬。陶紅就坐在窗戶邊，一邊拿著剪刀和紅紙做手工，一邊對著電腦上的節目《我要上春晚》咯咯地笑。
陶紅手上未完成的剪紙，是一匹小馬的形狀。剪紙的手藝，是陶紅在少年時代學會的。陶紅在東京做過許多職業，雖然已經30歲，但說話仍然嗲聲嗲氣，口音帶著濃厚的港臺腔。加上令人驚艷的相貌，一開始，我以為她是臺灣人，后來才知道她來自福建。陶紅并沒有向我隱瞞她的工作，“出張”是從日文直譯過來的隱晦叫法，更直白的稱呼是“出差女”——意思是去男性客人家里提供性服務。
但整個春節期間，她都沒有出去工作，按她的說法是，做她這一行很自由。
我們很快變得熟悉起來，那年臘月二十九，陶紅帶我去附近的超市采購年貨，買了些面粉、豬肉、不少蔬菜，準備做餃子和家常的閩南菜。
那年中日關系緊張，大年三十那天，東京街頭出現不少抗議游行的日本人。我在新聞上看到，國內有人打砸了日系車。而自己也是第一次在東京遇上游行，很擔心會對我們這些住在出租屋里的中國人不利。
陶紅卻顯得很淡定，她撩起窗簾，靜靜地看著窗外激奮的人群，嘴角勾著一抹譏諷的冷笑：“盡是些奇葩”。
我仍然不放心，起身檢查門鎖，聲音有些顫抖地問陶紅：“你都不怕嗎？”
她依然是一副輕描淡寫的模樣，說不怕什么，反正錢已經給家里寄過去了。我琢磨了一下，覺得她的話說得奇怪，只覺得她像是有故事，但因認識也不久，便沒有細問。
到了晚上，我依然有些緊張，電腦里播放著熱鬧歡騰的《春晚倒計時》，我們則在屋子里默默地準備年夜飯。陶紅掌勺，我打下手，雖然我們只有兩個人，卻一口氣做了大約十個菜，紅燒肉、宮保雞丁、咖喱雞塊、青菜肉丸湯……桌上的東西不豐盛，哪像過年的氣氛——這也是陶紅的意思。
春晚開始了，我們舉起日本清酒輕輕地碰杯，唱到《時間都去哪兒了》時，陶紅聽得入了神，沒有夾菜，也不講話，只是眼神飄忽著，靜靜地聽。歌曲結束一會兒，陶紅才回過神來，輕輕地感嘆著說，以前在國內時從來不看春晚，吃過年夜飯就回屋子待著，玩游戲，看小說，跟要好的朋友電話聊天。來了日本后，她每年的春晚都不會錯過，只是不再跟以前的朋友聯系了。
當她講起這些時，原本暗淡的眼神像是被什么擦拭過，閃閃發光。
2
在日本這幾年，陶紅只回過一次家。
陶紅的故鄉在福建長平平塘村，留虞河從閩西的武夷山系發源，流經那里時，河面變得寬闊浩湯。
陶紅是家里的長女，從她有記憶起，她的父親就生活在船上。父親是留虞河上的擺渡人，在遠近方圓數十里內，那條渡船是跨過大河的唯一路徑。在陶紅之后，母親又連續生了三個兒子，因為違反了計劃生育政策，這個原本在棉紡廠上班的女人被褫奪了工作，從此，陶紅一家的生計都壓在那艘搖晃的渡船上。
陶紅上小學時，家里的渡船還只是一葉扁舟，系在一根橫跨河面的堅韌鐵索上。那時她學習很好，年年都是三好學生，因此還得到不用做假期作業的“特權”。
在這些閑暇時間里，陶紅就成了家里的得力助手，在濁浪翻滾的河面上日日來回。父親在船尾搖船，陶紅在船頭幫著母親收錢，渡一人兩毛。當她把一天收到的渡船費清點好交給父親，父親摸著她的頭頂說，陶紅算數好，比媽媽還聰明。
每日的收入裝在一個小竹籃子里，到黃昏時分，金黃的夕陽灑在波光粼粼的河面時，母親就開始清點收入，將一張張褶皺的角票疊起來，算清數目，再分出一份，讓陶紅送去奶奶家——那里喂養著三個弟弟。
奶奶將男孩兒們奉若至寶，所以尚在襁褓弟弟們可以盡情享用這些辛苦的收入，陶紅卻從來無福沾光，只有偶爾得到的一點點母親的恩惠，分得幾毛錢，路過村頭小店時，換來幾塊蘋果味的硬糖。后來小店關門了，她很多年后還能回味起那種甜膩的水果糖味。
陶紅是在全家人重男輕女的歧視里長大的：新年里，弟弟們買了新衣服，她卻只能穿家族年長姐姐們留下的舊衣服；弟弟們跟著奶奶吃著好飯好菜，她卻只能跟著父親母親在船上風餐露宿，以粗茶淡飯果腹。父母和奶奶一直講，她是長女，理應為弟弟們作出犧牲，“我畢竟是大姐，多少要照顧著些，真的，我一直這么想的。”
初中時，陶紅的學習成績還很好，跟學校成績排名第一的男生談戀愛，到高中時，她的學習就漸漸跟不上了。幾千人的學校，每個人都被納入一個優勝劣汰的嚴酷體系，從快班到慢班，再到普通班，然后在普通班里平平庸庸。
成績的下滑，讓陶紅失去了在家里僅存的尊嚴。母親無數次地數落著陶紅，說她表妹因為學習成績下降，回到家里，直接跪地認錯，她卻從未跪過。
多年以后，陶紅在東京郊外逼仄的出租屋里向我嘆息：她當年并非不努力，而是實在力不從心。高中畢業時，班主任曾催促她回學校拿畢業證，陶紅沒去，也沒有參加畢業合照。高中三年殘酷的淘汰過程，讓陶紅像個被放逐的流民。
3
高中畢業后的陶紅跟許多同鄉一樣，選擇了出國打工。家里給陶紅做了最后一筆投資，湊來5萬元人民幣，交了去日本的中介費和半年語言學校的學費，就這樣，陶紅開始在日本東京以留學的名義打工。
初到日本的陶紅身上只剩下20萬日元（相當于一萬元人民幣左右），她沒有多少時間，必須盡快找到工作。在東京，陶紅吃的第一頓飯是從便利店買來的一小塊面包，120日元，她在心里盤算著，這相當于人民幣9塊多。
在語言學校完成手續注冊后，陶紅立即開始找工作，按照前輩們提供的經驗，她找了許多本《work part-time》，在上面找零工的消息，包括超市清潔員、傳單派發員等，然后先請會日語的同學幫忙打電話預約面試，再自己背誦面試日常用語。
陶紅已經記不得在最開始的十天里，自己面試過多少個工作，但沒有收到一條錄用的消息。她很快就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本就不多的錢很快就要花完：交了3個月的房租，辦手機卡、交通卡，購買每天對她來說“昂貴”的食物。她想盡辦法省吃儉用，每天寧愿餓著，也要等到過了晚上11點便利店的便當開始打半折后再去，然后對著超市的貨架長久地出神，盤算買哪種方便面最合算。
即便日子過得辛酸，陶紅總是能樂觀地面對這些艱辛的生活，她調侃自己“太會過日子了”，是最適合當老婆的人，如果自己是個男人，一定會娶自己。當然，陶紅后來確實嫁給了一個日本男人，但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種故事。
如果沒有想到那個“撞運氣”的辦法，陶紅真不知道自己能否在日本活下來——辦法很簡單，就是厚著臉皮問。
那時候，她每天都去語言學校的自習室，上前去跟遇到的同學勉強地搭話，打聽對方是否在打工，打工的店里是否還要人，是否可以幫忙介紹一下自己。終于，有一個學姐答應給陶紅介紹工作，但要收取2萬日元的介紹費，說，這是規矩。
那是一份時薪850日元的工作，為便當貼標簽，不要求會日語，也不要需特殊的技能。因為便當務必保證新鮮，所以工作要從凌晨開始，老板并不和善，連工作時間上洗手間的時間都不能超過3分鐘。
初春的春寒料峭，但工廠里卻開著充足的冷氣，陶紅每天工作時都要裹著厚厚的棉衣，被凍僵的手指活動不靈便，有時貼出的標簽不夠美觀，就會被老板狠批一頓。那時陶紅還沒有熟練掌握日語，只好使勁地彎腰道歉，只能反復說“對不起”。后來陶紅的日語提高了些，她終于聽懂老板口中罵罵咧咧的言辭，是“蠢貨”之類的意思。
第一次發工資那天是14號，11個排班，薪水一共是35200日元。兌現承諾給學姐2萬中介費，陶紅身上又只剩1萬多日元。
做這份工作時，她能吃到的最好食物，是學著便當廠的老員工，趁老板不注意時，往嘴里塞進一塊裹好配料的飯團，或者將一截香腸揣在懷里順出車間。但這份工作的收入遠遠低于陶紅的預期，即便省吃儉用，生活依然成問題。
她還需要更多的工作。
在東京，有不中國人開設的“黑工”介紹公司，收取一定費用后介紹進入工廠做簡單的體力勞動。有段時間，陶紅一共打了三份臨時工：凌晨3點起在日本人的便當廠工作4個小時；上午回語言學校學習或者補覺，下午去便利店擺貨，晚上在中華料理店工作到深夜，之后休息幾個小時，再起床繼續新一天的工作循環。
回憶起那段拼命的時光，陶紅有時反而覺得很快樂，按照2009年時的匯率，她那時每天的收入就相當于八九百人民幣，比她母親一個月掙得還多。
“我是長女”，陶紅一直強調著自己的這個家庭身份，這個給她帶來的寄托和痛苦都同樣強烈的東西。履行一個長女的責任，用更多的錢來證明自己對家庭的價值，這種精神層面的東西一直支撐著陶紅在異國他鄉拼命打工掙錢、還賬、補貼家用。
4
在日本最初的一年里，陶紅像一臺瘋狂的打工機器一樣運轉，然而，麻煩卻不期而至。
由于將太多時間用在打工上，陶紅在語言學校的出勤率和功課都出現了問題，在入境管理局辦理簽證續期時，語言學校拒絕給她提供全勤證明，她的銀行存款也顯示為“來源不明”（在日本續留學簽證，需語言學校提供該生每日出勤率，同時核查該留學生銀行賬戶流水記錄）。
所以，陶紅一度即將被遣送回國。
在日本打工的福建老鄉告訴陶紅，如果想不被遣送，辦法就是日本人假結婚。這是許多人都會走的一條捷徑，若假結婚成功，則可以獲得配偶簽證，不再需要留學簽證，打工的時間也不受限制——法律上，持留學簽證的人一周打工時間不能超過28小時，這也是許多華人打工者選擇黑工廠的原因，可以不受工時限制，工資現金結算，但比正常水平要低。
陶紅沒有選擇。
辦假結婚業務的仍然是東京當地的中國人，與陶紅假結婚的對象叫渡邊矢一郎，一名當地的建筑工人。
入境管理局為了防止假結婚，有非常細致的審查程序，比如會將二人分開審問，提出的問題包括每天的吃飯的時間、吃飯的菜品、丈夫內褲的顏色等。在此之外，還會有人專門去渡邊租住的公寓附近探訪，詢問鄰居各種問題。
最終，陶紅與渡邊的這場假結婚還是順利通過了審查，在陶紅拿到日本綠卡之前，它還將持續數年。他們在領取結婚證之前沒有約過一次會，之后在一起居住一個月，陶紅支付200萬日元給對方——這些年她攢下的錢，幾乎全都用來“買老公”了。
身份轉換之后，陶紅辭掉了之前的三份臨時工，也不用再時常去學校刷課時。她扔掉了之前每天都會穿的牛仔褲，學習化妝，學著日本女孩穿成“卡哇伊”風格。同樣是由老鄉介紹，陶紅進入居酒屋工作，從夜里6點到凌晨2點，時薪2000日元，工作內容是“兩陪”：陪喝酒，陪聊天。
陶紅為自己設計了新的規劃：先努力掙更多的錢，最好再拿一張日本“綠卡”（外籍人士的永久居住證）；同時，繼續支持家里——當時陶紅的三弟已經在上高中，成績很好，她想的是，“三弟上大學也需要我支援一下”。
說到這些的時候，陶紅的臉上依然充滿嚴肅的擔當感。在日語里，“干杯”不是將酒喝完的意思，加之陶紅的酒量也不錯，平時也能說愛笑，做起居酒屋的新工作并沒有太多的不適應。
后來被陶紅叫做“渣男”的那位男朋友，就是她在居酒屋認識的。2010年，陶紅一邊保持著那份虛假的婚姻關系，一邊跟一個來自中國的年輕留學生談起了戀愛。那個留學生是家中獨子，父親在景德鎮開陶瓷廠。他是那種真正的留學生，不是假冒留學生的打工者。
陶紅雖不是居酒屋的頭牌，但長得很可愛，男孩開始主動追求她。雖然知道兩個人不合適，愛玩夜店的男孩也不見得多好，未來兩人一定不會長遠，但是陶紅漂泊的心還是落在了男孩身上。
陶紅說，她對那個男孩是動過真情的。兩人確定交往關系后，陶紅就辭掉了居酒屋的工作，搬進了男孩租住的高級公寓。最初的日子，兩人感情熾烈，如膠似漆，陶紅只是偶爾才去便利店打工。
這段感情維持了半年多，在陶紅意外懷孕之后戛然而止——男孩根本沒有打算要孩子，而陶紅只是一個跟日本人存在婚約、在居酒屋工作的女孩兒——她沒有給我講述他們之間發生了怎樣激烈的矛盾和爭吵，以至于后來她要用“渣男”來形容這位她曾經以為值得依靠的男人。
在日本，任何形式的墮胎都是被禁止的，陶紅再次找到了活躍在東京地下市場里的中國人，花了10萬日元買了一顆墮胎藥，賣藥的人說，若是懷孕時間長，藥物流產不便，還可以找臺灣人在東京開的黑醫院做墮胎手術。
陶紅再也沒有聯系那位讓她墮胎的男孩，她說自己從未有過借腹逼婚的想法，她是要臉的，只想靠自己。有時，陶紅也會非常消頹地矢口否認曾經付出過感情：“嗯，我大概誰都不愛吧，包括我自己。”說話時，陶紅將眉毛高高挑起，“活著小春日本留學論壇，還要去愛，多累啊。”
說話時，陶紅一臉漫不經心，用粉紅色卷發棒做頭發。
她又調整了自己對未來的期待，想賺夠了錢，就回國買套房子“安定下來”。她開始拿著手上“金貴”的配偶簽，在小春論壇（日本最大的在日華人論壇）上頻繁地刷貼：陶紅又向前邁了一步，正式成為了一名“出張”女孩兒。
翻開擺放在各個中國物產店門口的報紙時，上面就會有各種招聘“出張女孩”的信息，背后的含蘊不言而喻。陶紅將自己理解成一件商品，而她的工作不過是一次一次普通的交易行為。
5
2014年過完年后，陶紅又忙起來，即便待在家里，她也會化上精致的妝容，穿上可愛的衣服，同那個頹廢的“干物女”(編者注：日本流行語，指對戀愛提不起勁，認為很多事情都很麻煩而湊合著過的女性)截然不同。到了晚上，會有車來接她出門，凌晨再送她回宿舍休息。陶紅的作息時間幾乎是顛倒的，晝伏夜出，而我白天需要上課。平日里，我們相處的時間只有傍晚我放學后的一小段，偶爾也會一起做做飯，或者坐在一起吃便當。
陶紅對我很照顧，還給我介紹了一個兼職，在她朋友開的中華料理店打工，她沒按照“規矩”那樣，向我收介紹費，只說讓我發了薪水請她吃一頓就好。
我打聽過陶紅的收入，有工作時，每天大約收入3萬日元，時多時少，與介紹業務的店里五五分成。陶紅對待錢，有些特別的習慣，當她身份沒有“轉換”前，她喜歡像一只松鼠儲備冬天的食物那樣藏錢：枕頭套里，鐵架床的床底，抽屜里的日記本，裝滿衣服的箱子，空置的簡易花瓶。
而現在，陶紅每周都會去銀行存錢，每個周一的傍晚，她就會把日元現金從柜子里取出來，一張一張地數，每張面額1萬，數夠20張，剩下的放錢包里做零用。有時柜子里的錢不夠20張，她又從錢包的零用錢里拿出來添上，每次都存20萬元整，像某種強迫癥。
每三個月，陶紅都會托回國的熟人帶錢回去交給福建長平的父母，一次100萬日元。因為從銀行匯過去手續繁雜，還需要工資流水單，所以，大多數在日本打工的人，都是直接帶現金回國，錢到了國內再兌換成人民幣。好多次，我看到她集齊了厚厚一疊日元紙幣，然后卷曲成團，裹上一層錫紙，據說這樣就可以躲過過境安檢。包好錢，她又會剪一塊布，把錢縫在一件大衣里，完工后“拍照取證”，再給家里的父母說一聲，最后交給幫忙的朋友。
陶紅所掙的錢有大半都帶回了國內，相對于她的三個弟弟，陶紅并不能得到來自父母那種理所當然的關愛。她頻繁寄回家的錢，被父母用來買了一套四室兩廳的房子，但是新房子里卻沒有屬于陶紅的房間。
在工具與親人之間，陶紅總是不能做出那么明顯的區分。每次我問她什么再回去，她都只是說，再看吧。
然而，即便如此，有時她也會覺得自己是個很自私的人。因為她內心時常存在的真實想法是，“有時候想著，哪一天我父母弟弟都不在了，我也就解脫了。”
有天夜里，我們關了宿舍的燈，躺在上下鋪的鋼架床上，就像學生寢室時代那樣臥談，她仍然丟不了聲音里那種職業的嗲聲嗲氣，但她有時說的話小春日本留學論壇，卻與那軟綿的語氣構成強烈的反差，我記得，陶紅給我說過最極端的話是：“等我的父母都去世了，我就去自殺。”
去年，陶紅終于拿到日本“綠卡”，正式與她的假“丈夫”渡邊離了婚。那天，為了慶祝，她買了幾瓶啤酒，學著《來自星星的你》里的千頌伊，用炸雞配啤酒。
我曾問過陶紅，她與渡邊之間的婚姻到底有多假，她沉默著，沒有說話。
本來，她的打算是回國再買套房子，做點小生意，成家過日子，但國內房價越來越貴，自己這些年又沒有學到什么特別的技能，覺得回去的生存也不容易，所以最終的辦法，仍然是那種曖昧的無可奈何。
關于回國，她說，還是，先這樣吧。
（文章人物、河流、地點名稱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