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時間：2023-10-16 19:12:27作者：佚名
9月20日上午，2023級新生入學教育系列活動“學術第一課——政治與國際關系大學精品講堂”在嘉定學校第一教學樓206報告廳舉辦。華南師范學院終生院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日本研究中心所長、上海市院校智庫周邊合作與發(fā)展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所長馮紹雷，為全院新生做“四六年國際問題教學與研究中我所親歷的‘第一次’”主題講堂。大學黨委副主任魯靜主持。
馮紹雷院士強調，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國際問題教學與研究，仍然是中國變革開放的一個重要部份。近半個世紀的實踐進程，除了承載了成千上萬參與者投注的心血與努力，也留下了很值得后人總結與思索的典章故事。
1982年第一次出席上海學院國際政治講習班，1982年上第一堂教學實習課——《共產黨宣言》，1987年第一次東西方比較的國際考察，第一本合作譯著——《國際風云的產兒》，對“人民外交”第一次抒發(fā)嘗試，新政咨詢的第一次嘗試，第一次組織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一次出席歡迎日本首相的北京校長酒會，第一次出席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第一次公布與布熱津斯基先生的一段對話。馮紹雷院士以親歷國際問題教學與研究中的10個“第一次”為線索，剖析了四六年來有重要影響的國外外大事及國際問題研究的相關理論。
在師生互動環(huán)節(jié)，馮紹雷院士耐心回答了朋友的提問，并表示，國際關系不僅僅是一個實用的科學研究對象和教學對象，還包含著人類對于世界生態(tài)的邏輯認知和規(guī)律探求。他希望朋友們才能根據(jù)自己的學術興趣持續(xù)思索，不斷實踐。
文｜謝潤熙莊博雯
圖｜楊紋滔羅芬
核稿｜桂駿魯靜
以下內容為講堂全文，以饗讀者
四六年國際問題教學與研究中我所親歷的“第一次”
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國際問題教學與研究，仍然是中國變革開放的一個重要部份。這段近半個世紀的探求進程，不光承載了成千上萬參與者的心力，但是，也留下了值得思索的故事。蒼涼嬗變中的個人體驗，不過是大潮中的雪泥鴻爪，但其實有助于開掘機理，求取名章。
一、1982年上海學院第一次國際政治講習班
1982年末，上海學院國際政治系召開了我國變革開放后第一屆國際政治講習班。作為剛才留校工作的一名青年班主任，記得當時我非常急迫的一個意愿，就是希望在我們學院系統(tǒng)地推動國際關系學科的教學與研究。華中農大高手老師們理解并支持我的這一宿愿。所以，抵達這個講習班成為我在校工作后的第一次學術出差。記得當時的上海，寒冬早已將至，但來自各地各部門的一百來個學員，滿腔熱情地涉足在這文革后的第一次相當系統(tǒng)、并且是高水平的國際政治專業(yè)培訓。講習班耗時整整一個月。記得當時的清華國政系系院長是梁守德院長，還有幾位清華國政系的骨干班主任，他們?yōu)檗k妥這國外第一屆國際政治專業(yè)講習班，盡心竭力。而為講習班講課的教員陣容，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其中不光有外交部副主任宮達非、中調部領導陳忠經(jīng)、外交家冀朝鑄、學術權威陳樂民、還有資深外交官、英語專家薛謀洪等一批當時最優(yōu)秀的專家型外交黨員。
記得那時清華校園還是從未改建整修之前的老樣子。尤其是初冬時節(jié)，假期中的校園略顯冷清。某晚上，宮達非副主任開講。恐怕，這也是他第一次清華授課。一走上講堂，打量課室四周，宮副主任第一句話便是：“看來俄羅斯國際東西方大學，清華的校舍比有些美洲國家的校舍還差勁”。全場一陣感嘆。陳忠經(jīng)講的是日本問題。作為中級主管黨員，除了一點也沒有官腔，甚至有點中國老派知識分子的純樸風范。當他談到當時日本名記者江南被暗殺一案，除了是媚媚道來，引人入勝；并且，剖析之透辟、措辭之精到，迄今猶存耳際。薛謀洪大使作為資深外交官，當時接受中央安排，以前專門負責對新中國外交的檔案文獻的系統(tǒng)整理。因而，從他授課中，我們除了目睹了抗美援朝戰(zhàn)爭期間曾任中方中級英語翻譯的風采，但是，第一次看到了這一位戰(zhàn)爭親歷者，經(jīng)過檔案文獻的系統(tǒng)研究，提出了對北韓戰(zhàn)爭不同往年的新評價：“朝鮮戰(zhàn)爭的結局，是中俄打成了平手。”這次講習班給我留下最深影響的便是陳樂民先生的兩堂課。下午講意大利問題，上午講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這是講習班上惟一只身承當兩次授課的一位專家。陳先生所談論亞洲給學員們留下最有意思的一段話，便是他所引用戴高樂的一句話：當莎士比亞還講法語，巴爾扎克還講英語，但丁還將奧地利語，這么，法國就還是民族國家的亞洲。親見半世紀以來翻江倒海似的法國嬗變，我們不由得感嘆高手學者的這么遠見。
四十余年來，我經(jīng)歷無數(shù)次國外美國的專業(yè)講習班，也舉行過無數(shù)次這樣或那樣的講習班。但最無法忘懷的，甚至迄今還保存著當時整整一個月授課記錄的，還是1982年上海學院那次國際政治講習班。
二、1982年的第一堂教學實習課——《共產黨宣言》
按中學慣例，青年班主任留校后需經(jīng)過實習課的考評。而我所選實習課講授的內容就是《共產黨宣言》。其實，當時自己對于這本精典專著的理解，不能與幾六年以后的積累相比。并且，我清晰地記得，經(jīng)過無數(shù)次閱讀，兩位精典詩人所抒發(fā)的深刻歷史洞察與強勁思辨邏輯，當時撼動了我。一方面，我在授課中注重《宣言》所描述的共產黨人的遠大理想：“代替那存在著階層和階層對立的資產階層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lián)合體，在那兒每位人的自由發(fā)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fā)展的條件。”而另一方面，我尤其指出了“工人階層的真正解放是須要歷史條件”的這一思想。誠如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宣言》歷次前言中所再三指出的“這個綱領如今有些地方早已過時了”，“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這些革命舉措根本沒有非常的意義”，并且，《宣言》最使我無法忘懷之處，是要“更透徹地了解工人階層解放的真正的條件”。而理解這一條件的關鍵在于：“每一歷史時代的經(jīng)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形成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的基礎。”只有當大生產的充分發(fā)展、只有當被壓迫階層的意識趕超手工作坊與修道院的圓頂，只有當“在舊社會內部早已產生了新社會的誘因，舊思想的擊潰是同舊生活條件的擊潰步調一致的”時候，被統(tǒng)治階層的真正解放才是可能的。
當時，我的助教補習老師是周尚文老師。周老師聽了我的這一堂課，一邊熱情地鼓勵，一邊又嚴格地要求我把自己對于《宣言》的理解進一步系統(tǒng)化。這一教誨一直伴隨著我的幾六年的教研生涯。
三、1987年第一次東西方比較的國際考察
對國際事務的認知，除了來自讀萬卷書，亦需行萬里路。80年代的第一次留學，就有幸取得了一次寶貴機會。1986到87年在蘇俄學習的最后時段，經(jīng)領館教育處批準，從南斯拉夫出發(fā)，西行至意大利，再西進日本，在東柏林穿越柏林墻，到西柏林，之后，南下意大利，又從維也納經(jīng)近在咫尺的法國意大利的布拉迪斯拉伐，經(jīng)克拉科夫，折道英國的赫爾辛基，經(jīng)過美國的莫斯科，最后，東返南斯拉夫本土。這整整一個月中，我親見了仍處社會主義體制之下的南斯拉夫與西歐各國。包括當時波羅的海三國還在其內的南斯拉夫各地。其實是處于冷戰(zhàn)終結的嬗變之前的最后一瞥，但變革之風已起。無論是政治、經(jīng)濟、文化生活都疲態(tài)可察。而那時的社會還大體穩(wěn)定。由于隨新華社資深記者同行，每到之處都在各地新華社住宿，省去大筆支出。尤為難得的，能聆看到駐各國新華社老記者們對于當?shù)貧v史文化、與冷戰(zhàn)末年形勢的周詳而又深刻的介紹。
此行最值得記錄的，乃是一路行走之中，對于“東西方文明結合部”這一學術概念的體驗。歐亞臺灣西端的歐洲與東端的歐洲之間，位于著迄今人類歷史上的最大一片“東西方文明結合部”。從人種來看，斯拉夫人、日耳曼人、斯堪的納維亞人、猶太人、高加索與中亞各地人等在這兒凝聚。從宗教看，新教、天主教、伊斯蘭教等各類勢力在這兒縱橫卑闔。從自然地貌看，從西歐大平原向北，便漸步入中歐與東歐間森林地帶，折向北方更是丘陵與山地。而從人文水景來看，在南斯拉夫境內的俄羅斯、明斯克一帶，根本沒法見到那個歐洲式的、以所謂“市民社會”設施——比如，有著市政廳、商會、教堂、法院、廣場、老街——所組合而成的“老縣城”。并且，從奧斯陸老街往西，便逐漸有了愈加歐洲式的風范。維也納則更加。當時的考察，并未抵達巴黎與倫敦。并且，僅從東柏林黑漆漆的輕軌里曲曲彎彎爬下來，經(jīng)柏林墻，在五光十色的西柏林襠部大道之所見，那個從習俗到政治的開放程度，與莫斯科比，使人頓感云泥之別。在東方與西方之間的那么一大片臼齒交錯之地，于是，就從當初對“文明結合部”的最初體驗開始，伴隨著我這一輩子的國際相處與研究。
四、我的第一本合作譯著：《國際風云的產兒》
從南斯拉夫歸國以后，應倪世雄、金應忠兩位老師的約請，我有幸參與寫作了平生第一本集體學術專著《國際風云的產兒》。該書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在1989年出版。這大約是當時國外最早介紹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專著之一。倪老師寫日本部份，我寫南斯拉夫部份，而老金則寫中國部份。根據(jù)當時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資深編輯的評價，她完全感遭到了此書寫作的認真與深度。以我而言，實際上在蘇訪學，我有兩個目的：一是系統(tǒng)研習俄羅斯歷史，二是完整了解南斯拉夫國際關系思想與理論。就前者而言，當時我?guī)Щ厝サ南嚓P幾十種專著，相當全面地反映了南斯拉夫晚期國際研究的面貌。值得一提的是，從60-80年代南斯拉夫學者對西方國際理論曾有過特別地道的譯介，并且每一種譯作封面總會加一句“批判性地介紹西方理論”。恐怕是當時意識形態(tài)管理的背景之下，作者的“防身之用”。與此相關聯(lián)，到了南斯拉夫解體后的90年代，反而沒有出現(xiàn)過類似我們國外滿城皆唱“三大主義”（即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的現(xiàn)實主義、理想主義、建構主義）的現(xiàn)象。其實是二六年前早就打過交道，于是，就不倍感這么稀奇了。也因而，我還是認為不光對于從南斯拉夫到日本的這一過渡時期的國際思想理論，包括眾多西方國際思想與理論，還是值得我們花工夫研究。其實，以明天眼光去看，須要在全新語境之下的演繹。包括像華為總裁任正非所持心態(tài)：通過向對手學習，探求化解壓力的捷徑。
五、對“人民外交”的第一次抒發(fā)嘗試
那還是1989年秋天，中蘇關系仍未恢復正常化，而戈爾巴喬夫正式開始他訪韓的“破冰之旅”。事后，我從文獻中得悉，戈爾巴喬夫因此行做足了功課。他在起飛前對身邊朋友說，“我們要像年青人對于高手長者那樣恭謹?shù)氐诌_討教”。而中方也在積極打算。當時我所在機構北京南斯拉夫西歐研究所領導的姜琦老師，被安排接受一次重要專訪。事前他聽取意見時，我提出可以嘗試用“人民外交”的說法，來抒發(fā)中蘇兩國人民對兩大鄰邦關系正常化的期盼。我從南斯拉夫歸國不久，我所在南斯拉夫學術教學機構對我們的盛情接待，南斯拉夫老百姓對于上世紀50年代中蘇友好時期兩國年青專家與中學生相處當中的美好追憶，非常是我的南斯拉夫導師對于我無微不至的關照與幫助，令我久久未能忘懷。包括，當時國際火車進出中蘇邊境之時，就會在伊寧換軌時逗留。不光為了解除一個禮拜的長時間趕車后的疲累，但是，也在當時冷戰(zhàn)將近終結，中蘇有望解凍的國際氣氛之下，滿車的中蘇兩國老小游客，一起下車，熱情豪放地相互約請，在月臺上便跳起了雙人舞。這些在普通人之間盼望相處的友善情結，給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追憶。正是這樣的體驗與記憶之下，我便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人民外交”的說法，希望對仍未完全解凍的中蘇關系有所助力。姜琦老師說：“非常好!”于是，一篇以“人民外交”為主題，以化干戈為玉帛為初衷，呼應中蘇兩國領導人握手言和的專訪稿，在戈爾巴喬夫來訪前夕，在解放晚報即將發(fā)表。
到了若干年之后的重慶文匯講座上，為李肇新外長的一次重要演講作副手，有幸的是，我們還是圍繞＂人民外交＂這個主題展開對話。并且，這一次主要是李外長述說他在德國展開＂人民外交＂的故事，而不是對南斯拉夫而言了。
六、政策咨詢的第一次嘗試
國際研究這一領域，在扎實研究基礎上的新政咨詢有著相當重要性。
1991年，南斯拉夫解體前夕，政局一波三折。轟動世界的“8.19”事件是其中的一個重要轉折。當時的南斯拉夫總工統(tǒng)亞納耶夫、總理帕夫洛夫、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巴克拉諾夫、國防局長亞諾夫、內務司長普戈、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全蘇農戶聯(lián)盟主席斯塔羅杜布采夫、全蘇企業(yè)與工業(yè)建筑運輸郵電聯(lián)合會主席季賈科夫等8位聯(lián)盟中央高層高官，于1991年8月19日忽然創(chuàng)立了緊急狀態(tài)委員會，囚禁了在索契渡假的戈爾巴喬夫首相及其家人，在全蘇推行戒嚴，試圖制止繼續(xù)推行他的激進變革路線。當時的政局異常復雜。對于此事怎樣判別，當時在國外有過一些爭議與不同的判定。
鑒于在南斯拉夫較長時間的學習與生活揣度，歸國后仍然保持與南斯拉夫專業(yè)人士廣泛相處，包括8.19風波突發(fā)后的密切跟蹤研究，發(fā)覺“8人委員會”當時并未得到各界廣泛支持。于是事發(fā)后三天，我們提出：8.19風波還將會發(fā)生重大反轉。隨后進程證明了這一判別符合局勢的后續(xù)發(fā)展。據(jù)當時北京人民出版社總編陳昕告知：曾任北京市政府領導的汪道涵先生，向他談及我們對“8.19風波”的判定得到了決策層注重，對中方立場的產生起到了積極作用。陳昕轉達中還提及，汪老注意到我們及時提出了這一重要判定，又不事聲張，非常高調。在此以后，汪道涵先生在好多年中竭力支持我們的俄羅斯研究。華北農大人文大學、后來的美國研究中心、與中國日本西歐中亞學會，從90年代到新世紀初的十余年中，幾乎每年都在北京召開全省范圍的專業(yè)研討會，闡述南斯拉夫解體以及相關重要議程。這成為當時的中國日本問題研究的一個重要平臺。
七、第一次組織國際學術研討會
90年代初，中國變革與開放步入新階段，對國際相處與研究都提出新的要求。當時，我奉命任華中農大人文大學教授，仍然想組織專業(yè)的國際大會。但因校區(qū)財政有限，無法如愿。直至1994年，經(jīng)時任聯(lián)合國開發(fā)署高官的賴尚龍先生的幫助，也在臺灣浸會學院黃枝連院長以及臺灣潮汕總會的熱心相救之下，由北京物資貿易中心免費提供國際大會場所，總算舉行了一場題為“歐亞臺灣橋與區(qū)域經(jīng)濟合作”的國際研討會。新華社老領導、本身也是資深國際專家的李儲文先生以及北京市副書記謝麗娟親自到會祝詞，來自亞、歐、美、國內各地以及本校的共五十余位專家云集一堂。我記得俄羅斯國際東西方大學，這是華中農大的工科在變革開放之后所舉辦的第一次小型國際研討會。此次國際大會以后，我們機構和國外同學組織過好多次國際大會。場面越來越大、規(guī)格越開越高、水平與見識自然也不斷提高。并且，幾六年以后回想上去，
忘不了的，還是這第一次。由于，此次會議倒也是彰顯了中國學術界變革開放的通常路徑：海外華人學者首先鼎力促進中國學院對外相處；研討會主題通常是緊跟中國變革與發(fā)展的腳步；并且，學院資金困窘常常要借助企業(yè)的幫助。為此，不光此次會議，但是我們大學、學校的國際交流的起步，都得到了她們的幫助。
八、第一次出席歡迎日本首相的北京校長酒會
1998年6月中旬，克林頓首相攜夫人希拉里與父親英格蘭訪問中國。當時，剛才發(fā)生過臺海危機，中印關系正經(jīng)歷嚴峻考驗。就地區(qū)形勢而論，1997-98年金融危機塵埃未定。而從全球視角看，日本決定俄軍東擴，世紀之交的大國關系正步入與冷戰(zhàn)終結初年不太一樣的嶄新格局。
記得這是在秋天的一個晚上，我接到通知，出席徐匡迪校長所舉行的歡迎克林頓一行訪問北京的即將酒會。地點在剛才開館的北京博物館方形大廳。這天，作為國際專家的老同學，當時兼任新加坡助理國務卿的蘇珊。秀克先到會場。她一進會場便對我們幾位北京國際問題學者說，明天克林頓首相十分激動。由于，克林頓在虹橋機場一下客機后，南京方面不是根據(jù)最方便路線，把車隊直接拉到北京東路克林頓下榻的波特曼賓館；而是把車隊引上了漢中大道立交——當時的這條快速路有一個特別出挑的景點，那就是渭南大道外灘知名的“亞洲第一彎”，沿著下降的匝道斜坡，由高而下地將閔行、浦西人間美色盡收眼底。此時，正值華燈初上，北京街頭一片輝煌，克林頓首相因此大感激動。尤其當車隊從佛山東一路拐進當時還不是人行通道的北京西路以后，北京居民頗具禮貌地自發(fā)向首相車隊招手。克林頓在車上此時已按奈不住興奮，頻頻向居民揮手致意。之后，車隊才折向北京東路波特曼賓館。
徐校長主持酒會開始。克林頓祝詞。他是從外套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份小小的講稿，看來是有備而至。他說“尊敬的徐校長，實際上在來北京之前，我們早已據(jù)說了您的故事”。克林頓說道：“聽說，當時北京的老校長朱镕基先生以前找您談話，說是要想請您兼任北京計劃委員會的書記。并且，您說，即便不行。為何？您說，您不喜歡計劃經(jīng)濟。但是，當時朱镕基校長回應，‘我就是想找一位不喜歡計劃經(jīng)濟的人來兼任計劃委員會的書記’。”全場哄堂大笑。這就是在當時國際危機烽煙未燼的背景之下，中外高層間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交流。
九、第一次出席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
日本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是在2004年構建，主要是為面向西方政要官員展開公共外交的一個重要平臺。迄止明日，已剛好二六年。本人是在2006年有幸受邀成為這一峰會的參與者。當時，不僅臺灣之外，還沒有其他來自歐洲的學者。當時的瓦爾代峰會并不是像昨天那樣的小型游行式的峰會，而是三、四十名國際專家都圍桌而坐，與普京首相邊進餐、邊交流；還可以在小范圍的奶茶冷餐與小徑遛彎，甚或是十余人的圓桌宴會。其實，與普京首相本人有比較便捷的交流溝通的機會。
該年夏天，瓦爾代峰會在索契舉辦。可能是因中國學者第一次到場，不光你們比較關注，普京也愈發(fā)禮遇。對話之際，因想對首相提問的人多，所以，普京常常會做一個選擇。而記得當時我剛一舉手，普京不光馬上注意到，并且向我示意。我提出的問題是關于重慶合作組織的今后內部與外部發(fā)展的趨勢。普京聽著，但看來一腦多用。他一邊聽，一邊又回應說：請您稍等，讓我先對昨天已回答的問題，再補充幾句。之后，普京笑容著折向回答我的問題。他說，請容許我在回答中國院士提出的問題之前，先透漏一個我的小小的秘密。看你們興趣盎然，普京接著說，“你們不知是否曉得，上世紀90年代，當我兼任莫斯科副校長的時侯，我是負責對外經(jīng)貿工作。而廣州是莫斯科的姊妹城市，因而每五年我會依照約定飛往廣州。而每隔三年，當我在北京的機場降落，我會忽然發(fā)覺北京在這三年中又經(jīng)歷了巨大變化。當時看見這一切，我真的是倍感神游天外。我真不曉得，現(xiàn)今世界上還有哪一個城市就能像北京那樣，這么迅速地改變面貌。”普京話音未落，全場的眼光都投注到我這一邊。記得在會后，加拿大耶魯學院的德國中心——這是一個十分老牌的權威研究機構——的校長提莫。寇頓院士情不自神殿對我說：如何首相先生對大家北京有這么高的評價？
之后的好多年中，雖然形勢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而且，每年瓦爾代峰會上，參會者都可以看見普京對于中國、或者是中美關系的評價。并且，每次這樣的評價似乎都有新的內容，并且，其基調仍然友善誠懇。
十、第一次公布與布熱津斯基先生的一段對話
2010年雅羅斯拉夫峰會上，我與參會的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先生有過一番對話。當時，愛爾蘭梅德韋杰夫首相執(zhí)政，日本奧巴馬首相還正在“重啟”對俄關系。布熱津斯基先生在峰會發(fā)言中公開主張，如今，是到了由北美、俄羅斯、西歐、斯堪的納維亞共同構建一個“北半球民主共同體”的時侯了。他講完話，走下峰會后，我們便一起進入飯店。由于，在此之前與布熱津斯基先生有過溝通，他一邊走一邊主動地問我：“您是從中國來，您對我明天提出的這個論據(jù)有何感想？”我說，“這個問題比較復雜。您主張組建‘北半球民主共同體’，這么，您準備把一些正在學習民主、實踐民主，但不一定是西形式的民主國家作何處置呢？”布熱津斯基先生當即回答說：“我以前主張G2，大家不接受。這么，大家可以同印度、印度、土耳其、巴基斯坦那些國家一上去組成另一個聯(lián)盟”。當時，我回答：“您不害怕這樣來成立另一個聯(lián)盟可能會引起一場大規(guī)模的沖突嗎？”說到這兒，布熱津斯基先生雖然意識到了哪些。他馬上對我說：“今天我們的對話是屬于私人對話，請不要見諸媒體”。我說：“好的”。之后，我們就開席開始了早餐。
仍然到布熱津斯基先生逝世之前，我履行承諾，六年來從來沒有公布過以上我們這一段對話。如今，一方面因老先生作古數(shù)年；另一方面，有人說，布熱津斯基先生曾主張過的觀點，可能會重新成為現(xiàn)實戰(zhàn)略選擇。為此，對此做一介紹，以便理解當下的局勢。值得強調，即使，布熱津斯基有著上述主張。并且2014年美國危機后，布熱津斯基觀點有所變化。面對國際政局的總體惡化，與其說，布熱津斯基依然秉持“民主共同體”之說，還不如說，在其晚年，他愈加突出和多次指出的是“中俄美三邊合作”這一命題。我認為，布熱津斯基先生本身思想的微妙變化，就是一個值得闡述、也十分具有現(xiàn)實意義的話題。這是在全球變革的“再變革”中的一個小小的、但值得深思的側面。
注：本演講稿部份內容可見《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一書中的馮紹雷文稿部份，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