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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則備受關注的人事變動消息：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泛海國際金融學院黨組織書記陳十一擬調任晉升為安徽大學黨委副書記、常務副校長。消息一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在微信朋友圈轉發該消息，并附上一句話：我為我的研究生施毅感到驕傲！接下來是一個角色表情符號笑臉。這樣的情緒表達在他的微信朋友圈中并不多見。記者約了張軍在他家附近的商業中心采訪。這里不是市中心，但我們連續找了兩家咖啡店卻找不到座位。在記者的建議下，我們走進了一家在這個寒冷的冬天并不那么熱鬧的冰淇淋店。雖然這家店里的顧客遠比咖啡店少，但坐下時，記者隱約聽到遠處一桌有兩個男人在討論“線上線下”——寒風下的城市商業氣息依然濃烈。坐下后，我們自然就聊起了復旦大學、安徽大學的人事??新聞。 “這一定是好事！這一定是好事！”張軍連說了兩遍，“以后我們和安大的關系會更加密切，我想很多人都會這么想。” 2020年12月31日，陳實一正式到安徽大學上班。就在此前下午，安徽財經大學還召開了領導班子擴大會議，宣布任命朱紅軍為安徽財經大學黨委委員、常委、副書記，并被提名為安徽財經大學黨委委員、常委、副書記。安徽財經大學常務副校長。朱紅軍曾任上海財經大學教務處處長、招生辦公室主任。這種熱情不是一天能達到的。 2017年6月，原復旦大學常務副校長包信和出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 2020年7月10日，安徽省委、省政府、復旦大學在合肥召開工作座談會。上海與安徽高校之間的人才流動正進入蜜月期。長三角一體化新思路從這里出發。

張軍近照

安徽開始“引智”

冰淇淋店里的空調全速打開。張軍脫下羽絨服，掛在椅背上，然后整個人靠在椅背上，尋找一個舒服的坐姿。元旦假期前兩天，他和同事們在辦公室加班，為了參加科目考核。接任經濟學院院長以來，他的工作節奏十分緊張。 “本來，安徽省委組織部應該向復旦大學申請。”談話中，張軍透露了一個細節。安徽省委組織部一開始就列出了人才交流的要求，“年齡1965年以后出生，要求具有高級職稱等。丹本來應該提供一份人選名單，但對方最終選了世儀，覺得把他安排到安徽大學而不是安才更合適。”張軍1963年出生，祖籍安徽，出生在歷史文化名城亳州。譙城區，也是曹操的出生地。如果年齡放寬的話，他會報名嗎？答案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河套大學教務處，張軍完全支持這種人才交換模式。 “對于安徽來說河套大學教務處，這種人才交流是相當重要的，早就應該這樣做了。”在上海生活久了，張軍的口音也帶著軟糯的江南味道。張軍說，自從1981年考入復旦大學離開安徽后，他與安徽的關系就一直沒有那么密切。但從他的話中可以看出，他對安徽的情況還是很了解的。 “長期以來，安徽高校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安徽本地人，世一肯定會給我們帶來一些經驗。同時，這也有助于擴大復旦的影響力。復旦一直以來都向長江輸送更多的人才。”長江三角洲人才和干部規劃”。張軍繼續分析。張軍出生于干部家庭，成長于電力系統大院。年輕時的張軍是一個標準的好學生。雖然他1985年才獲得學士學位，但到了80年代末，他已經在國內中青年學術界占有一席之地。除了出國留學、訪問之外，他又長期在上海工作，定居上海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依靠自己的努力走出安徽，進入大城市，是當時很多安徽人的選擇。在長三角地區，安徽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這也使得安徽長期成為人口流出率較高的省份。然而，這些年來情況發生了變化。 2017年以來，合肥出臺了一系列優厚的人才政策。兩年前，安徽一所大學的管理人員曾對記者表示：“我們必須提供超越一線城市的條件才能吸引人才。”不過，張軍并不認為家鄉的“智能引進”工作已經完善。 “比如北京有很多經濟學家是安徽人，但安徽好像沒有很好地利用他們。我很少參加安徽組織的大型論壇，也從未被邀請參加安徽的決策咨詢”活動。”

“上海經濟區”實驗

我們在冰淇淋店點的熱咖啡已經送來了，但記者還在思考剛才張軍的批評。張軍在多次公開演講中強調，經濟不能脫離現實。多年來，他致力于理論聯系實際，在多個平臺為政府決策提供建言和建議。 2013年，張軍被任命為上海市委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 2019年，被任命為廣東省第三屆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 2020年成為重慶市“十四五”規劃專家咨詢委員會專家。回想起來留學之路，張軍與政府的聯系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就已建立。當時，張軍剛剛研究生畢業。原上海市市長、上海市政府顧問、國務院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主任王道涵邀請幾位青年學者交流對經濟改革的理解，講述近期的讀書心得。張軍是參賽者中年齡最小的。 “我記得他當時的辦公室在外灘——現在的浦發銀行。在一樓的一個角落里，他穿著一雙布鞋，看上去很隨意。”張軍回憶，當時的交流氣氛非常輕松。有趣的是，汪道涵本人出生于安徽。人們通常只關注汪道涵“原上海市市長”的身份，卻很少關注他在“國務院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的職位。 1982年底，國務院批準成立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上海經濟區正式掛牌成立，覆蓋太湖流域周邊10個城市。第二年擴大到兩省一市。隨后，安徽、江西、福建等地相繼加入。后來華東地區除山東外還有6省1市。如今，“上海經濟區”被認為是區域一體化發展的最早嘗試。 “當時我多次聽王道涵先生關于這個話題的演講。”咖啡太熱了，張俊打開蓋子，喝了一口，又陷入了回憶。改革開放初期，國家計劃經濟色彩發生變化，省際競爭逐漸凸顯。在張軍的記憶中，為了發展自己的經濟，各個地區傾向于將生產要素留在本地，地區之間的橫向聯系非常薄弱。 “地方行政權力非常強大，資源的流動受到行政權力的干擾和阻礙。”回想起來，他認為這也是當時提出“上海經濟區”的背景之一。但“上海經濟區”的試驗并不成功。 1988年6月，國家計委發出通知，撤銷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上海經濟區試驗已經退出歷史舞臺，唯一留下的就是召開聯席會議的“輪流討論”方式。此后，長三角城市之間的經濟協調雖然沒有停止，但實際效果并不明顯。

“最佳系統”將被撤回

為什么當時區域合作總是斷斷續續？談話轉向縣錦標賽。這個概念最早是由經濟學家張五常提出的。 2008年，張五常在北京“市場化改革三十年”論壇上表示，他看到中國經濟中最好的經濟制度，就是縣級政府之間的相互合作。競爭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和作用。張五常講話時，張軍正在會議上。當時與會的一些學者不同意這種觀點，甚至有的當場提出質疑。張軍是中立支持者。他在總結發言中表示，這個“最好的制度”可以變成“最精彩的制度”。一字之差，考慮了雙方的觀點。張軍在題為《上海在長三角經濟一體化中的責任》的文章中解釋了類似的觀點：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經歷了快速的工業化進程，與全球產業鏈緊密相連。地方政府對縣（特別是縣、市）之間的統治者競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事實上，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已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目的地，制造業紛紛崛起，以縣或縣級市為帶動。這是因為，擁有土地控制權的是縣級政府，而不是省、地級政府。政府和土地在早期工業化中發揮了尤其重要的作用。 “沒有什么因素比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更能解釋中國的經濟奇跡了。”張軍說道。但正如“最好的制度”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一樣，這種縣級競爭也會帶來以鄰為壑的副作用，不利于跨區域經濟分工和資源整合，阻礙區域一體化。過程。

談及此事，張軍向記者發來了他和同事最近在吳敬璉主編的《比較》上發表的一篇論文，研究了行政區劃下的“邊界效應”和“低產出走廊”。研究中，當土地資源按照行政區劃進行配置時，地方政府會傾向于將效益溢出較大的資源配置到遠離行政邊界的地方，而將效益溢出較小的資源配置到遠離行政邊界的地方。資源部署在靠近行政邊界的地方。這種資源配置策略會導致經濟效益低的耕地資源向行政邊界聚集，產生邊界效應，不利于跨區域產業分工和資源整合。 “深圳河兩岸，深圳這邊是繁華的城市，香港那邊主要是田野，比較貧瘠，這就是要素不能自由流動的原因。”張軍解釋說，不過，最近事情開始出現轉機。深港兩地共建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深圳將落馬洲河套地區1平方公里土地及產權移交香港開發。這也可以被視為兩國政府打破行政壁壘、促進融合的嘗試。研究的一個令人驚訝的結果是，理論上江蘇和上海邊界存在一條“低產出走廊”，但實際上這條走廊并不存在。 “因為江蘇有機會。”張軍所指的機遇是蘇州工業園區的建成和發展。這是中國和新加坡政府間最大的合作項目。新加坡政府通過這個項目來規劃和管理這座城市。該方法被移植到蘇州工業園區。張軍饒有興趣地給我講述了李光耀選擇蘇州的故事。當時李光耀有幾個選擇，其中包括青島和煙臺。但考慮到浦東機場和滬寧高速公路的規劃建設，他將充分享受與大城市的聯系。在深思熟慮與上海為鄰的好處后，他放棄了其他地方，選擇了蘇州。

“如果這個工業園區沒有放在蘇州，我想上海和蘇南之間的格局就不會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格局。”張軍做出了這樣的判斷。他認為，上海與蘇南地區經濟聯系緊密、一體化程度較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蘇州工業園區的承接輻射和再輻射作用。 “上海很多產業轉移都放在江蘇和上海的行政邊界上，沒有你我之分，資源基本上是按照市場力量配置的。”跨區域的大項目運作可以利用市場，這個邏輯倒逼政府打破行政壁壘。放大到整個長三角也是同樣的道理。 “整合的邏輯一直都存在，現在大部分元素都在自由流動。”張軍表示，近年來，他看到越來越多的企業因自身發展需要，選擇在長三角多個地點布局。 。 “現在說長三角一體化，其實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看到整個要素的流動已經變得不可阻擋。”張軍重復了“勢不可擋”兩個字。在此背景下，“縣冠軍”是否已經退出歷史舞臺？張軍點頭同意。為了證明這個結論，他觀察到靠近上海的南通海門已經撤縣設區。此前，海門在全國百強縣中排名相當靠前。現在南通已經看到了未來一體??化的機遇：它靠近江、靠近海，甚至靠近上海。 “為什么要撤縣改區？這說明即使是前100名的縣也不一定有未來。”張軍進一步解釋，“縣冠軍”是粗放型發展階段，但現在，要走向經濟發展的集聚模式。這種一體化的內生動力變得越來越重要。

長三角“集體考核”？

邏輯繼續推論，在新階段，大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和城市群將開始發揮更加重要的經濟發展動力和載體作用。 “未來經濟發展肯定會越來越靠大城市帶動，而由于溢出和輻射效應，位于大城市邊緣的中小城市也會非常強大。這就是城市群的力量。” ”。張軍說道。雖然張軍理論上斷定“縣冠軍”將退出歷史舞臺，但現實中，“縣冠軍”的痕跡并沒有完全消散。記者在長三角采訪時仍然發現，GDP是很多地方最重要的指標之一。張軍搖頭：“在一體化的情況下，單獨考核各地GDP是沒有意義的。考核GDP是一種激勵機制，但這種做法與一體化是背道而馳的。” “未來可否考慮‘長三角集體考核’？”順著張軍的思路，記者開了個玩笑。沒想到他竟然一口答應了。如果集中考核，各地財政支出如何保障？我們的話題又回到了與“縣冠軍”密切相關的“分稅制”。張軍一直對分稅制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分稅制能夠很好地解決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激勵相容問題。現在，他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假設：“過去的分稅制，是一種縱向共享；未來應該是稅收共享，逐步轉向橫向共享，共同把蛋糕做大。 “這聽起來像是一個大膽的想法，但在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財稅共享。 “這個詞是一個被反復提及的關鍵詞。 2020年8月19日，上海市青浦區、蘇州市吳江區、嘉興市嘉善縣稅務機關簽署一體化示范區涉稅事項跨區域合作辦理合同。當時，示范區執委會副主任唐曉東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將遵循“投入共享、利益共享”的工作原則，繼續深化跨區域財稅研究。共享機制，努力把跨區域財稅共享機制建設成為示范區制度創新成果的重要展示窗口。 “有時候可能是面子的問題，地方政府官員太關心這些企業是否會落戶當地，而執著于自己的產業規劃，這會影響整合。”張俊笑道：“只要拋開面子這個問題，也許一切都會好起來的。”采訪結束，話題又回到了安徽亳州。張軍說，他的家鄉是譙城區邊莊。當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就跟著父親去了那里。他記得村里有一條清澈見底的小河，他曾經在河里抓過魚。近日，在卞莊發現了一些與曹操有關的歷史遺跡。為了發展旅游業，整個村莊可能需要搬遷。 “現在上海到亳州的高鐵已通，交通十分便利。”說起家鄉，張軍的眼睛里發出溫柔的光芒。交通更加便利，這也是長三角地區人們相互融合最直觀的感受。 “但這只是開始。”張軍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