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時間：2022-08-01 21:07:58作者：佚名
高崗(右2)與林彪、聶榮臻等合影按照1937年5月15日制定的《特區黨選舉條例》中的有關規定，“特區黨委每一年半改選一次”。黨中央在1938年4月決定改組中共陜甘寧邊區委員會，任命高崗為書記，張邦英負責組織工作，王若飛負責宣傳、統戰工作。中共陜甘寧邊區委員會是在中共西北中央局領導下的黨在陜甘寧邊區的領導機構，負責整個邊區黨的工作。邊區委員會書記職務之重要，不言而喻。
高崗能步步升遷中共中央主席，主要源于以下三個相互關聯的因素。
第一，高崗已經無可爭議地成為西北根據地的代表。
通過上文的敘述讀者已經清楚，西北紅軍和根據地的主要創立者是劉志丹和謝子長，其次就是高崗、閻紅彥、王泰吉、楊森等人。就資歷而言，深于高崗的劉志丹、謝子長先后去世，同于高崗的閻紅彥、王泰吉、楊森也非亡即走。曾任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師長的王泰吉，畢業于黃埔軍校，是渭華起義的領導人之一。他于1933年7月率領騎兵團近2000人在耀縣起義，極大地激勵了處于困難境地的西北革命活動，對于壯大西北紅軍和發展陜甘邊蘇區都起了重大作用。1934年1月初，他要求去豫陜邊做兵運工作。經黨組織同意后，他于農歷正月初二秘密從師部出發，但行至淳化縣通潤鎮時，被舊友--當地民團團長馬云從出賣，于1934年3月3日在西安英勇就義。
曾于1934年1月接替高崗任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政委的楊森，與高崗同時進入中山軍事學校，1933年11月包家寨會議后四十二師正式成立時，王泰吉任師長，高崗任政委，劉志丹任參謀長，楊森任師黨委書記。1934年5月南梁寨子灣會議后，楊森任四十二師師長，高崗復任政委。紅十五軍團組建后，四十二師改編為七十八師，楊森仍然任師長。1936年東征戰役開始后，楊森任紅三十軍參謀長，不幸在奉命掩護東征主力紅軍回師陜北的戰斗中壯烈犧牲，成為紅軍東征期間繼劉志丹、楊琪之后光榮獻身的第三位紅軍高級將領。閻紅彥1925年即加入中國共產黨，是西北紅軍和根據地的創建人之一。他于1933年初因“左”傾錯誤的排擠被迫離開陜甘游擊隊到上海中央局“受訓”，后被派往河北工作，1934年10月又到蘇聯，一直到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才回到陜北。
這樣一種無法預料的復雜局面，歷史地將高崗這位幸存者推到了臺前，使其成了西北根據地的代言人。
第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照顧山頭政策”的需要。
高崗雖然在客觀上具備了西北根據地代言人的條件，但能否升遷還要取決于中共中央政策調整這個大的環境。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幾次講到了實行“照顧山頭”政策的必要性中共中央主席，也幾次檢討了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初到陜北時沒有重視陜北地方干部的失誤。在中共七大的講話中，毛澤東首先實事求是地承認，“中國革命有許多山頭，有許多部分，內戰時期，有蘇區、有白區，在蘇區之內又有這個部分那個部分，這就是中國革命的實際。離開了這個實際，中國革命就看不見了。”然后，毛澤東極富哲理地說：“一定要認識山頭，認識了以后才能照顧，照顧就能夠逐步縮小，然后才能夠消滅。”
毛澤東還在口頭政治報告中專門以西北根據地為例，論述了如何正確對待當地干部的問題，說：“我初到陜北，開頭忽視了這個問題。這個邊區是高崗同志他們一手搞起來的，因為我對這個問題處理不好，所以陜北人就講閑話。有人說，陜北人只能建立蘇區，不能當紅軍。出了這樣的言論，是由于對本地一些軍隊處理不好。”“上面那些話，證明這些同志是受了氣的。”“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據地，江西根據地現在就沒有了；人家沒有走路，但是陜北還是一個根據地。”
高崗等人搞起了西北根據地，西北根據地又成為中國革命的“兩點”（即落腳點和出發點）。而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又認這個賬，并因此給予了特殊的關照，這才是高崗能夠逐步升遷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三，粗中有細的性格與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風。
生長于黃土高坡的高崗雖然具有西北人的耿直和東北人的豪爽，但并非如有些人所言，只是一介沒有文化的武夫。他雖然不是知識分子出身，但讀過高小，上過中學，進過軍校，受教育的經歷也可謂不少。高崗確實有過赤臂沖殺、掄磚砸敵的舉動，但他也善于察言觀色，揣摩領導人的旨意。與高崗共事多年的賈拓夫就曾經評價過高崗粗中有細，或者說是先粗后細的性格特點，他說：“1930年至1933年，我在陜西省委工作期間，高崗搞兵運工作。當初對高的印象，一方面聽人說高崗很勇敢，從外表上也能看得出來，人是兇兇的；另一方面，感到他有些粗，水平不高，生活浪漫。”“1942年邊區黨的高干會，檢討了邊區黨的歷史，證明高崗'代表'了正確路線。我當時感到：'不錯啊，高崗還是粗中有細的。'”
不過，高崗在工作中也確實有平易近人、善于與百姓溝通的特點。因此，在陜甘寧邊區一直有較高的威信。在中國共產黨陜甘寧邊區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高崗雖然沒有當選為書記，但他在選舉中卻得票最高。
高崗后來給人們留下了敢說敢干、雷厲風行，但說話粗俗、辦事魯莽的印象，所以經常被稱為“二桿子”。但實際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窮人鬧革命的那個年代，高崗的文化程度并不算低，況且高崗的性情外露，又極善言談，加之土生土長的高崗非常熟悉陜北的經濟文化和風土人情，所以講起話來很有煽動力，極易打動聽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