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時間:2025-07-17 21:02:47作者:佚名
“沒想到,日本的養老院竟這么落后。”
2013年,川口彰俊踏入養老行業留下了深刻的記憶。在此之前,他曾在廈門的一家日本制造業企業分公司工作,早已適應了那機械化與信息化的辦公氛圍。若非舅舅的邀請,讓他重返日本,協助在富山縣的養老院進行管理,川口彰俊或許不會察覺到,外界視為楷模的日本養老體系,實則遠非人們所想象的那般完美。
接下來十年間,川口彰俊身兼“社會福祉法人喜壽會”(以下簡稱“喜壽會”)常務理事與特別養護養老院院長兩職,致力于養老院的“3A介護改革”(即安全、安心、安逸),親眼目睹了日本“超高齡社會”所遭遇的實際困境——表面上看似繁榮的養老體系背后,國家財政捉襟見肘、護理人員極度匱乏、科技應用發展滯后等問題,正投射出深重的陰影。
川口彰俊將這些親身感受和深入洞察融入《高齡海嘯》一書中,書中詳盡地回顧了日本養老體系的演進歷程,闡述了紛繁復雜的介護保險體系,并分享了他作為養老院院長所積累的寶貴一線實踐經驗。
日本位居全球老齡化程度之首,至2024年,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增至3624.3萬人,占總人口的29.3%。在川口彰俊所居住的富山縣,老齡化比率更是超過了30%。有時,他會在停車場目睹一輛車占據兩個車位的現象。這類車輛上通常貼有高齡司機的標志,車身顯得陳舊,布滿傷痕與凹陷,由此可以推測這位年長的車主可能遭遇過多次碰撞。”
中國目前已有超過2.1億人口年齡達到或超過65歲,這一比例達到了總人口的15.4%。與日本相比,我國老齡化的規模更為龐大,增長速度也更為迅猛。我們是否已經為即將到來的高齡化浪潮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呢?
川口彰俊認為,目前我國養老服務領域正致力于增加服務供給規模,雖有一些質量上乘的機構,但整體服務質量尚未達到預期目標。
日本國土相對狹小,地域間發展較為均衡;相較之下,我國地大物博,各地發展水平懸殊,難以直接套用他國經驗。這便是曾在人大歷史系深造的川口彰俊用中文撰寫此書的初衷,他期望將日本的成功與失敗經驗傳授給更廣泛的讀者,“以期中日兩國都能妥善應對老齡化及海嘯等挑戰,實現老有所靠、老有所養”。
月入多少,才住得起養老院?
在川口彰俊見面當天,我們一同游覽了我國一家領先的連鎖養老社區。踏入園區,映入眼簾的是智慧屏幕上不斷更新的全國24個社區運營信息:入住的居民數超過16000名,其中80至90歲年齡段的老齡人口最為集中,同時還有2000位具有影響力的居民,他們包括院士、校長以及老干部等。
在社區里,單間公寓的月租金大約在8000元左右,不含餐飲費用;而兩室一廳的租金更是超過了萬元。園區的綠化做得非常精致,每日都會舉辦數十場文化娛樂和康復活動,然而這樣的高昂費用無疑讓許多普通居民望而卻步。至于更廣大的農村地帶,那些子女不在身邊、生活難以自理的老年人,若想找到一家收費低于千元的、干凈且可靠的養老機構,確實十分困難。
年輕人常常談論,他們現在辛勤工作,目的在于將來能夠入住養老院。然而,“負擔不起”這一擔憂,已經成為了眾多人在展望未來養老生活時心中揮之不去的陰霾。
國內一些高端養老社區收費標準。(圖/ )
相較于我國,日本的養老模式特色鮮明,其核心依托于全國范圍內統一的護理保險體系。從四十歲開始,居民便需繳納保費。在步入老年階段后,他們能否獲得護理支持,以及能夠享受到哪些服務,都由這一保險制度來決定。在理想狀態下,護理保險制度確保了“老有所養”這一理念得以制度化的落實。
以65歲高齡的老人為例,若其欲申請護理服務,則必須先通過“護理評估”。評估結果被劃分為“輕度支援”(1至2級)以及“重度護理”(1至5級),共七個等級。等級越高,意味著對護理服務的需求越強烈。
川口彰俊在射水市擔任介護認定審查會委員一職,持續了整整四年。在這期間,他每月都要參加兩次審查會,每次會議中,他都要對大約三十位申請者進行逐一審查。審查內容涵蓋了申請者的生活自理能力以及是否患有認知癥等方面,所需資料則來源于調查員的觀察記錄、申請者及其家屬提供的信息,以及醫生的診斷報告。
盡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而審查的委員們畢竟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在偶爾遇到那些境遇極其悲慘的老人時,會有委員提議:“是否可以將護理級別提升一個檔次?”只要所有委員達成共識,護理級別便會相應提升。川口彰俊回憶道,在他擔任職務的四年中,曾遭遇過三四次類似情形。對于老人而言,這代表著他們能夠獲得更加周到的護理服務。
日本的照護體系相當繁雜,以至于即便是許多日本公民也時常感到難以理解。鑒于此,在完成照護評估之后,通常會有“照護經理”協助老年人根據個人情況制定“照護方案”,隨后由相關機構負責提供相應的服務。
護理服務大致涵蓋了家庭、社區和機構三大領域,家庭養老涉及上門護理服務、日間照料、短期入住,還有與國人傳統觀念中養老院相仿的“付費養老院”。而機構養老則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針對高齡人士提供康復鍛煉的“護理老人保健設施”,另一類則是專門為重度失能或失智老人提供照護的“特別護理養老院”,也就是俗稱的“特養”。
不論何種情況,其費用標準大多由政府統一設定,具體項目、服務時長和護理程度均有明確價格標簽,老人需自付10%至30%的費用,剩余部分則由護理保險承擔。以日本民眾喜愛的泡澡服務為例,一次“上門入浴”服務收費為12660日元,若按照10%的自付比例計算,換算成人民幣大約需要63元。
日本NHK的特別節目《老后破產》指出,眾多依靠養老金生活的老年人原本生活就十分緊張,即便他們自己承擔10%的費用,每小時的服務費用也高達500至1000日元。若臥床需要額外護理,超出部分需全部自付,費用將超過1萬日元,稍有不慎便可能陷入“老后破產”的困境——“金錢的終止,即是服務的終止。”
困在“加算”中的養老院院長
中國人秉持“葉落歸根”的傳統觀念,而“9073”養老模式——即90%選擇居家養老、7%選擇社區養老、3%選擇機構養老,這一格局正是建立在這一理念之上。
日本鄰國的情形亦然,大約有六成的日本老年人渴望在家鄉度過余生。但若他們需要專業的照護服務,那么在家中接受護理便變得相當困難,結果大多數家庭還是會傾向于選擇養老機構。
特養服務品質優良且價格低廉,且無需預付費用,床位需求持續高于供應。為了保證公平性,養老機構需設立“入住評估小組”,以確定入住的優先順序。據日本厚生勞動省提供的數據,2022年,介護等級在3至5級之間的重度失能老人中,等待入住的人數已高達25.2萬。
川口彰俊是喜壽會的常務理事,該養老院以特別養護服務為核心,同時提供日托和短期入住服務。特別養護床位有90張,短期入住床位則有30張。
在20世紀90年代,日本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率超過了12%,面對老齡化進程的加快,政府出臺了名為“黃金計劃”(亦稱《促進高齡者保健福利推進10年戰略》)的政策,旨在1999年之前增設10萬個專門用于高齡者護理的床位。
在這一重要時刻,川口彰俊的舅舅創立了喜壽會。當時,養老院建設資金中有一半得到了政府的資助。然而,隨著“介護黃金期”的結束,政府補貼大幅減少,經營者對于投資重資產的興趣降低,尤其是特別養護養老院的增長速度明顯減緩。據厚生勞動省的調查數據顯示,2022年日本全國共有1.6萬所特養設施,其利潤率竟然為負1.0%。
養老院若想提升收入,唯有提升服務質量以獲得政府額外補貼,即所謂的“加算”。例如,當員工中“介護福祉士”占比達到規定標準時,即可享受此補貼。除此之外,還有針對“認知癥專門護理”的加算、口腔衛生管理的加算、排泄支援管理的加算以及褥瘡管理的加算等多種類型。
相對應地,若是沒有采取預防虐待措施、制定應急方案等,同樣會遇到“減分”的問題。僅是基本信息,厚生勞動省就發布了超過500頁的電子版表格,然而內容僅限于最基本的信息,要理解它必須參照民營出版社的指導手冊,這實在讓人感到煩惱。川口彰俊苦澀地笑著說,“但如果不深入研究,又是不行的”。這種加分與否關乎養老院的生死存亡,同時也決定了養老院是否有足夠的資金來推進改革。
川口彰俊擔任院長職位不久,便遭遇了一起投訴。一位年邁的老人胸前出現了大面積的紫色斑點,家屬對此感到極度憤怒,他們懷疑老人遭受了“虐待”。川口彰俊則堅信這些傷痕是護工在移動老人時不小心造成的。當時,喜壽會的護理工作主要依賴人力,護工們每天需要多次用雙手抱起行動不便的老人——從床上抱到輪椅上,從輪椅抱到廁所的馬桶旁,然后再從輪椅抱回床上。
喜壽會護工中,男女比例大約為二比八。在日本,80歲以上的女性平均體重約為48公斤,而男性則為60公斤。這樣的體重對于護工來說,抱起來并不輕松。因此,腰痛成為了他們最常見的職業病。對于老人而言,被抱起也不是一種理想的做法,輕則可能引起皮下出血,重則可能導致跌倒骨折。
盡管缺乏確鑿的證據,川口彰俊不得不反復進行說明和致歉,并保證將實施改進措施。結果,家屬雖接受了道歉,卻仍舊選擇了轉院至另一家養老機構。
川口彰俊因這次意外事件而堅定了實施“安全介護”的信念。自2017年開始,他在喜壽會實施了“腰痛預防計劃”,并購買了用于轉移體位的升降設備和護理機器人。經過三年的努力,護工的腰痛發生率從原先的40%降至20%,而老年人皮下出血的病例報告也從每年200起減少到了17起。
如今,喜壽會的護工不需要再“抱起”老人。(圖/受訪者提供)
然而,直至2024年,政府才推出了相應的獎勵措施“加算”,但作為“先行者”的喜壽會,卻未能享受到這一補貼政策。
川口彰俊提到,日本有這樣一個說法:“百家機構,百家特色。”他認為,盈利與福利是兩個相對的概念,不同的機構所提供的服務和規模各不相同。因此,養老院經營者的一項關鍵任務,便是尋找到盈利與福利之間的平衡點。
“錢少事多工作累”,誰還愿意干護工?
在養老行業深耕多年,川口彰俊深刻體會到護理員短缺的問題愈發嚴重。院長們在相互問候時,常常會詢問:“貴院的人才儲備狀況如何?”這幾乎成了他們見面時的慣常話題。
川口彰俊提及,他的舅舅曾向他講述,在2000年左右,招聘護工的工作相當輕松,一個職位就能吸引多達十幾位求職者。然而,當他2013年進入這個行業時,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替代率達到了1:1。隨著時間的推移,求職者的數量明顯下降,常常是兩人離職,卻只能補充一人。
依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數據,2023年日本護理人員的總數達到了212.6萬人,這一數字明顯低于當年所需233萬人的標準。隨著“2025年問題”的日益臨近——即二戰后那波嬰兒潮出生的“團塊世代”陸續邁入75歲以上的高齡階段,日本社會對于護理人員的依賴程度預計將在2025年攀升至243萬人。若這一空缺無法得到填補,那么維持老齡化社會正常運作的介護保險體系或許將面臨崩潰的邊緣。
審視我國現狀,人才匱乏的問題愈發突出——根據《2024養老護理員職業現狀調查研究報告》的數據顯示,目前我國養老護理領域的從業者僅有五十萬人,而所需人數高達五百五十萬,其中約六成從業者年齡超過五十歲。
川口彰俊直言不諱地表示,年輕人之所以不愿從事護工這一職業,根本原因在于薪酬微薄、社會地位低下、工作強度大以及職業發展前景不明朗。
2022年,日本厚生勞動省的調研結果揭示,整個行業的平均年收入為496萬日元,其中護工(平均年齡42.4歲)的平均年收入為362.8萬日元,而上門服務的介護員(平均年齡49.1歲)的收入更低,僅為353萬日元,這些數字均未達到社會平均水平。在日本,這樣的薪資僅能保障基本生活,遠非豐裕,更不足以緩解長期從事照護工作所承受的身心壓力。
為了減輕國內勞動力短缺的問題,日本政府將關注點轉向了國際市場,通過實施技能實習生(亦稱研修生)項目以及發放特定技能簽證,努力吸引更多的外籍護理人員。2016年,川口彰俊管理的養老院就已經聘請了兩名來自印尼的護工。在外國護工數量最多的時候,他們的人數甚至達到了我們養老院護工總數的7%。在此之前,我們也曾雇傭過中國護工,他們最大的優勢在于熟悉漢字,這使得溝通變得更加順暢。
川口彰俊明顯察覺到,近年來前往日本從事介護行業的中國人數呈現出顯著上升的趨勢,特別是在2022年至2023年間,這一數字幾乎實現了一倍的增長。與此同時,還有相當數量的學習介護專業的中國留學生,他們懷揣著在日本工作的愿望,并渴望獲得永久居留權。根據日本介護福祉士培養機構聯合會的統計,在2024年共有3054名留學生,其中尼泊爾、越南和緬甸三國學生的人數高居前三日本留學好不好,而我國留學生人數為233人,位列第四。
川口彰俊認為,網絡上流傳的一些觀點,諸如“日本護工的社會地位與辦公室白領相當,甚至收入更為豐厚”,多少顯得有些脫離實際、過于理想化。養老院里,晚年生活的真實與殘酷被毫無遮攔地呈現,護工們每日需應對老人的飲食起居、夜間的緊急呼叫鈴聲,以及失智者反復無常甚至具有攻擊性的舉動。
在談及日本的養老問題,外界鮮少涉及其中的負面因素。然而,川口彰俊指出,唯有直面那些不盡如人意之處,我們方能吸取經驗教訓,防止犯下同樣的錯誤。
在評估養老設施時,川口彰俊對那些常被忽略的細節特別留心——浴室,那是老年人容易滑倒或遭遇事故的高風險區域,他會細致檢查地面的材料、扶手的布局以及緊急呼叫裝置的安裝位置。同時,監控系統的配置也不容忽視:對于子女而言,監控可能代表著關懷,然而,如果攝像頭過于顯眼,可能會引發老人被“窺視”的不適感。
服務質量往往體現在細節之中。對于行動不便的老年人來說,用餐時間往往是一天中最愉悅的時刻之一。然而,為了確保安全,許多養老院將食物搗碎制成流質,這讓老人很難產生食欲,長期如此,可能會對他們的營養吸收產生不利影響。實際上,改善這一問題并不復雜:只需將流質食物放入模具,塑造成各種有趣的形狀,就能激發老人的興趣。“關鍵是要站在老人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川口彰俊指出。
川口彰俊在闡述時提到,日本政府所推崇的養老模式包括自助、互助、共助以及公助四個方面。其中,自助意味著老人應盡自己所能完成事務,互助則著重于鄰里間的相互扶持,共助則依賴于介護保險的支持,而公助則涵蓋了介護保險之外的其他保障措施,例如最低生活保障。
去年,日劇《住宅區的兩人》受到了廣泛關注,“鄰里互助養老”這一議題再度引發熱議——人們開始憧憬,居家養老并非意味著孤獨地度過晚年,反而可以與志同道合的朋友、鄰居共同生活,相互扶持。
在《高齡海嘯》這部作品中,川口彰俊同樣闡述了“養老與……相結合”的社區共生存理念,諸如“養老與兒童”的老年與幼年融合模式,亦或是“養老與殘疾”的老年與殘疾人士融合模式。
坐落在日本神奈川地區的葵照護中心,最初是一座完全封閉的養老院。然而,隨著經營者拆除東側的圍墻,卻意外地激發了新的活力——周邊的小學生們發現,通過這片園區可以更便捷地前往學校,于是他們開始“擅自”踏入葵照護,沿著私人小徑上學。放學之后,他們會在葵照護的院子里盡情嬉戲。因此,老人們不再是單純的被照顧者,反而成為了孩子們的“祖輩”。
銀木樨公寓為了吸引小朋友們的注意,特別在入口處開設了小賣部,那里售賣著價格極為低廉的零食,從10日元起步,100日元就能選購到多種商品。起初,僅僅是幾個好奇的孩子停下來觀望;隨著時間的推移,銀木樨公寓逐漸變成了孩子們放學后的聚集地。一些老人自愿擔當起店員的角色,銀木樨公寓便開始支付他們報酬。獲得這份工作后,老人們找到了生活的價值,因而更加積極地投入到生活中去。即便認知癥患者算錯了找零,孩子們仍舊會細心地指出:“奶奶網校頭條,您似乎算錯了,我購買了5個10元的商品,總共是50元,我給您100元,因此您應當找回50元給您。”
這或許指出了養老問題的關鍵所在:制度構成了基本的保障,但真正能夠抵御衰老和孤獨的,是人與人之間緊密的聯系和那份溫情。
川口彰俊表示,衰老乃自然法則,不可避免,唯有淡然面對。他和他的中國配偶尚未確定未來的養老之地,或許是在中國,或許是在日本。目前,他們渴望趁著身體尚健,多游歷、多觀賞,珍惜當下日本留學好不好,盡情地享受生活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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