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賢娜：正視農民工回流帶來的近憂和隱慮
更新時間：2023-10-30 11:20:33作者：佚名
正視農戶工回流帶來的近憂和隱慮，實現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和縣域經濟的協同發展
因為大城市和縣域的物價差別，回流農戶工的個體福利短期內未必增加，但由此帶來的宏觀層面收入和消費的下降壓力仍不容輕視。圖/視覺中國
文|卓賢楊修娜
疫情使不少農戶工從發達地區回流到家鄉就業。農戶工回流并非原流入地就業需求不足所致，縣域經濟發展和“舉家城鎮化”高成本是主因。這一趨勢有利于鄉村振興和縣域經濟的發展，但也要關注本地農戶工比重降低帶來的勞動力市場錯配、就業不飽和、不穩定以及收入下降趨緩等問題。
一、農民工跨省回流和本地就業直徑擴大的新趨勢
農戶工總量規?；净謴偷揭咔榍八?。2010年以來，農戶工總規模擴張速率趨緩，環比增長從2010年的5.4%增長到2019年的0.8%。按照國家統計局數據，受疫情影響，2020年農戶工總規模首現下降，當初有517千人退出了就業市場，農戶工總數增長到2.86億人。但整體而言，因為中國疫情較早得到了有效控制，農戶工就業并未遭到較大沖擊。全省農戶工檢測調查結果顯示，到2021年二季度末，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人數比上年同期下降2.7%，規模僅比2019年同期略微降低了15千人；外來農業戶口人口待業率為4.7%，環比減少0.8個百分點，比同期全省城鎮調查待業率總體水平還要低0.3個百分點。
跨省農戶工回流趨勢強化，超四成農戶工在本鄉鎮內就業，近四分之三農民工在省內就業。近六年來，跨鄉鎮就業的外出農戶工增長仍然高于本地農戶工，外出農戶工比重從2010年的峰值63.3%增長到59.4%。其中，跨省農戶工的回流尤為顯著，其比重從2010年的31.9%持續增長到2020年24.7%，目前近四分之三農民工在省內就業。跨省農戶工的絕對人數出現增長源于2015年，2015年-2019年增長了359萬。疫情加速了跨省農戶工的回流，2020年跨省就業農戶工比上年降低456千人，超過了此前兩年的增長總和。相比之下，2020年在戶口所在鄉鎮就業的本地農戶工只微降了51千人，規模為1.16億人，占比達到40.6%，成為穩定農戶工就業的重要力量。
主要勞務輸出地農戶工回流趨勢顯著。2020年，從北部、中部、西部和西北地區輸出的跨省農戶工分別比2019年降低了102萬、209萬、134萬家樂11千人。從回流目的地看，中部地區農戶工主要回流到本縣域內，東部地區則主要回流到省內中心城市，如北京、西安和蘭州等。以公布農民工結構數據的廣東省為例，2020年廣東抵達省外打工的農戶工增長了100千人高考人數下降，而在省內新增的89.9萬農戶工中，本鄉鎮就業、鄉八縣內就業南縣外地內就業的比重分別為52∶36∶12，農戶工從省外回歸到縣域的趨勢較顯著。
本地農戶工就業直徑從“鄉鎮”延伸到“縣域”。似乎在全省范圍內農戶工出現了就業直徑增長的趨勢，但本地農戶工的就近就業范圍卻有所擴大?；谏习肽陮?0余個行政村的實地督查，我們發覺得益于鄉村道路和縣域公汽系統的發展，農戶工“離土不離鄉”的范圍有所擴大。類似于大城市周邊的衛星城高考人數下降，不少農村也出現了“睡村”和“兩棲農戶工”現象：即不少農戶工晚上跨鄉鎮就業但在夜里返回農村屋內，或一周中的工作日在市區就業但周日再回村居住。電動車成為本地農戶工最主要的通勤工具。我們通過對樣本村莊晝夜用電戶數以及工作日和假期用電變化的觀察，也映證了由實地采訪獲得的直觀印象。
按照現有統計標準，本地農戶工是指“在戶口所在鄉鎮地域以內從業的農戶工”。在原有統計口徑下，上述跨鄉鎮工作但回村居住的農戶工，歸屬于在本鄉鎮之外就業的“外出農戶工”。但其就業范圍和生活圈仍以農村住宅為軸心，她們是實質上的“本地農戶工”。因而在現實中，還有不少游離于現有統計口徑之外的本地農戶工。仍以福建省為例，2020年廣東省農戶工共1967.4千人，其中本鄉鎮就業農戶工為625.2千人。按照國家統計局蚌埠調查支隊的數據，該省鄉八縣內就業人員為248.5千人，假如以縣域為界重新定義本地農戶工，新口徑本地農戶工規模已達到873.7千人，比2019年下降了10%。
二、縣域經濟發展和“舉家城鎮化”高成本構成回流的引力和推力
農戶工就業正經歷從發達地區向故鄉回流的區域再配置，這一過程因疫情暴發而加速，但并未因疫情穩定而趨緩。農戶工持續回流不是發達地區就業需求增長所致，而是縣域經濟發展的“引力”和舉家城鎮化成本昂貴的“推力”共同作用的結果。
農戶工回流并非發達地區用工需求增長所致。今年下半年以來，在全球疫情帶動制造業訂單回流國外的背景下，中國中高端勞動力市場用工缺口顯著。依據人社部數據，勞動力市場用工缺口從2020年四季度的92.9千人上升到2021年一季度的105.5千人，歷史上首次突破100萬關口。當前最短缺的前100個職業多為農戶工崗位，其中有42個屬于生產制造崗位，比2019年同期多出6個。招不到人的企業以加班的形式應對用工過剩。依據對2000余個國家級和市級開發區就業時長的剖析，重點園區工人的日均工作時間比2019年同期延長0.25小時。其中，外地農戶工增長最多的廣州，其工人的日均工作時長比2019年同期降低0.44個小時。
一方面，縣域經濟發展成為農戶工回流的“引力”。近些年來，交通基礎設施健全、區域間產業轉移和扶貧攻堅工程的施行，促進了傳統勞務輸出地的縣域產業發展，吸引不少農戶工主動回鄉就業。另外，一些在外積累了資金、技術和市場渠道的農戶工回鄉創業，并通過鄉鄰關系召回了在外務工的老鄉。受疫情影響，2020年中國市轄區新注冊市場主體比2019年降低4.7%，而縣域地區（含建制鎮和鄉村）新注冊市場主體比2019年多增13.2%，為回流農戶工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擴寬了農戶工就業的空間選擇。
同時，平臺經濟的下沉為小鄉鎮創造了大市場。2020年，全省新增網民中約75%來自農村，當初農村網民增量相當于前兩年農村網民總增量的近兩倍。加之農產品價位總體呈現下降趨勢的誘因，2020年全省天貓村數目環比下降26%，天貓鎮數目下降57%。依據我們對腦部急聘網站的督查，2020年以來，縣域經濟和鄉村產業對農業無人機操作、短視頻制做、電商線下銷售、農產品品控等新形態就業崗位需求下降較快。
另一方面，“舉家城鎮化”的高成本是農戶工回流本地的主因。其實大多數城市放寬了農業轉移人口的落戶門檻，但農戶工仍面臨著住房、教育和養老等居民化的高成本，無法實現“舉家城鎮化”。基于對農戶工的年紀結構剖析，我們發覺農戶工回流的拐點出現在30歲和55歲。
第一個年紀拐點是農戶工婚育高峰期。依據我們在廣東和福建等地的督查，因為青年男女比列失衡，農村青年女性離婚須要打算價值100萬-120億元的住房、汽車和聘禮“新三大件”，其中住房價值在80萬-100億元之間。在市區買房對農村家庭來說已勉為其難，在一二線城市買房成家對絕大多數農戶工則高不可攀。處于30歲-34歲婚育高峰期的農戶工，跨縣外出打工的比重比年紀在30歲以下的農戶工垂直下降了18.3個百分點。對于年紀小于30歲的男性農戶工，其外出打工的比重比30歲曾經更是下降了25.4個百分點，其背后的邏輯是返鄉生育和照看孫輩的家庭分工。
第二個年紀拐點出現在農戶工媽媽高齡失能期。大規模的快速城鎮化造成農村人口歲數結構異化，傳統的農村家庭養老和照顧方法面臨挑戰。第七次全省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農村60歲以上的老齡人口比重（23.8%）遠低于城市（15.8%）。我們發覺，在55歲以上的農戶工群體中，只有43%在本縣之外就業，比30歲-54歲群體又顯著增長了8.7個百分點。據我們采訪了解，當在農村的高齡父親出現失能，外出農戶工夫妻中收入較低的一方常常會回鄉，在縣域范圍內就近就業，以兼具照顧奶奶。按照58同城的數據，2020年計劃在疫情后調整工作狀態的職場人中，36.5%選擇在故鄉發展，主要就是為了便捷照料母親。另外，農戶工孫輩還面臨在流入地就讀小學難的問題，一些特大城市只向農戶工隨遷孫輩開放中等職業中學，部份城市的重點中學不對隨遷孫輩開放。中高齡農戶工回鄉，不僅照顧失能奶奶，不少還承當著看護留守故鄉第三代的職責。
三、農民工回流本地的近憂與隱慮
農戶工持續回流引起了勞動力市場的空間錯配。從實地督查來看，不少在疫情過后返鄉的農戶工從事建筑、裝修、搬運等“零散工”崗位，工作時間不圓潤、收入不穩定、勞動保護差，勞務輸出地無法發揮持續分流就業的作用，部份農村勞動力處于閑置狀態。與此同時，發達地區的外來農民工總數增長顯著。2020年在西部地區就業的農戶工比2019年降低568千人，升幅為3.6%。其中，在京津冀、江浙滬、珠三角等發達地區就業的農戶工分別比上年降低132萬、212萬、195千人。雖然去年施行了“就地春節”政策，目前重點城市非常是作為制造業重鎮的珠三角地區缺工現象仍較為顯著，文員的勞動力成本下降較快。勞動力市場的空間錯配，消弱了中國吸納制造業訂單回流的能力，限制了去年經濟增速的潛力。此為農戶工持續回流的近憂。
從中常年來看，農戶工持續回流還有可能導致機器取代、勞動降級和收入下降停滯。農戶工回流和“機器換人”互相加強，勞動密集型崗位面臨永久性增長。疫情造成文員和中級技工缺口拉大，促使企業投入大量手動化設備取代人工生產。常年以來，因為用工成本上升、季節性用工匱乏以及對提高生產效率的內在需求，企業仍然在推進人工生產向機械臂、真空吸力、機器視覺系統等手動化場景轉變，以保持生產的持續性和穩定性。按照筆者在四川、安徽等地督查，一個小型機械臂的成本約為三名工人一年薪水，但能取代六人的工作量。高資本投入的“機器換人”原本是一個常年、漸進的過程，但疫情沖擊讓這一取代過程大大提速：2020年中國工業機器人產值超過23.7萬臺，環比下降19.1%，顯著超過以往的增長。與此同時，2020年，全省從事制造業的農戶工比上年增長了170.2千人，環比多增長92.1千人，連續第三年增長。從事制造業的多為中高齡的低技能農戶工，一旦故鄉地區就業機會降低，重新外出打工的農戶工將面臨原有就業崗位被機器永久性取代的局面。
回流農戶工存在勞動技能相對降級的可能。農戶工在發達地區就業，除獲得有形的物質收入，還通過“干小學”積累先進設備的操作技能，獲得無形的人力資本增值。疫情推進了發達地區制造業、建筑業乃至生活性服務業的手動化進程，增加了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企業須要更多能操作數字化設備的中中級技工。農戶工退出發達地區就業市場，返鄉從事對技能要求不高的零散工種，其技能增級的進程被打斷。隨著疫情期間數字化技術的滲透，企業對文員和低技能工人的需求增加，對把握手動化設備操作、維修乃至編程的高技術工人需求上升，回流農戶工的人力資本面臨貶值壓力?；亓鞅镜氐霓r戶工以受教育水平較低的中高齡為主，技能學習能力較弱，但是較高質量的職業教育資源目前仍主要分布在發達地區，農戶工不容易在故鄉地區獲得中高技能的學習機會，一旦故鄉地區就業形勢發生變化，無法通過技能升級適應發達地區升級后的用工需求。
農戶工群體的絕對收入將因回流而下降。按照國家統計局數據，一名外出農戶工月薪資收入為4543元，比本地農戶工高出26%。當一名外出農戶工回流為本地農戶工，其年收入將降低10373元（考慮到新年回鄉誘因，我們將農戶工一年打工的時間設為11個月）。以2019年的農戶工結構為參照，2021年農戶工群體將因回流而少創收535.1萬元，農戶工整體收入增長將損失0.7個百分點。同時，因為縣域經濟短期內降低了大量農戶工，產生勞動力供小于求的局面，就會進一步擠壓本地農戶工的收入。因為大城市和縣域的物價差別，回流農戶工的個體福利短期內未必增加，但由此帶來的宏觀層面收入和消費的下降壓力仍不容輕視。
四、應從“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升級為“以家庭為核心的城鎮化”
農戶工回流給故鄉帶來了勞動力、資金和技術，對激活縣域經濟和推動鄉村振興有積極意義。其實，我們也要正視農戶工回流帶來的近憂和隱慮，實現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和縣域經濟的協同發展。
短期之舉，應去除信息不對稱以解決勞動力市場的空間錯配。充分發揮互聯網對就業的撮合作用，鼓勵互聯網中介構建農戶工就業的類“淘寶”平臺，吸引各種用工企業、就業中介機構和各級地方政府進駐其中，提供實時有效的就業崗位信息，疏通農戶工外出流動渠道。通過“校企合作”“訂崗實習”等形式，提升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的普及率和針對性，非常要針對農村中學結業生和小學退學生設置職業培訓課程，讓更多年青農戶工擁有數字化技能，提高農戶工的人力資本。
中期而言，應加快縣域經濟發展和鄉村振興協同共振。在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戰略中，縣一級處在承上啟下的關鍵環節，要以提高縣域產業內生下降能力為重點，發展紅色乳品、服裝加工、旅游等勞動密集型產業，讓就近就業的農戶工留得下、穩得住、富得起。同時，應以提升農村產業附加值為導向，繼續深挖農業多種功能，提升農產品加工深度和附加值，補上技術、品牌、物流、營銷等農業產業鏈弱項，促進農業與鄉村旅游、康養等產業融合發展，盡可能地將依托農業農村資源發展的二三產業留在縣域，讓回鄉農戶工更多分享產業增值利潤。
長遠來看，必須加快“以家庭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要實現企業用工需求和農戶工就業的穩定性，光是促使農戶工個人的居民化是不夠的，新型城鎮化應從“人的城鎮化”進一步升級為“家庭的城鎮化”。一是構建住房類財政轉移支付規模與農戶工舉家遷徙數目相掛鉤的機制，將進城農民工家庭同等列入住房保障體系。二是推動農戶工隨遷孫輩入學待遇同城化，可考慮按“在當地連續受教育期限”擴大農民工孫輩中學階段入學比重，并推動異地中考制度變革。三是推動農村養老服務業和農村養老基礎設施建設，讓農戶工從照顧奶奶的重務中解放下來，并按照農村勞動力季節性閑置的特性，探求“農村養老建行”的互助模式。還應建立不同地域、不同養老保險制度之間的銜接，最大限度地將已退職的農戶工群體列入城市社會福利體系中，讓留在城市的高齡農戶工也能享受到應有的養老保障。
（卓賢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部副主任、研究員，楊修娜為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編輯：蘇琦）
作者卓賢楊修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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