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學院 Lara：哈佛是一個品牌，中國人非常在乎自己看到
更新時間：2023-10-20 16:10:36作者：佚名
Lara
“它（耶魯）是一個品牌，中國人十分在意自己見到的東西是最好的，最棒的。”2012年7月，安東尼·賽奇在坐落耶魯的辦公室接受專訪時說。當時，他剛從南京的中共團校講演回去。
賽奇是耶魯學院肯尼迪大學（以下簡稱“肯尼迪大學”）旗下艾什中心（Ash）校長，也是中國公共新政問題專家，過去的二六年里，他最顯赫的成績就是促進肯尼迪大學和中國的深度交流。耶魯與中國相關的諸多課程都是由賽奇發起的。
截止目前，已有將近900名中國政府高官在肯尼迪大學進行過相關培訓。據悉，耶魯還有專門針對中國商人的各類項目。而耶魯的全體教職人員中，起碼有200人從事與中國有關的項目。
通過這項“哈佛歷史上針對某一國政府高官進行的最大規模的培訓計劃”，耶魯曾經所未有的深度參與到了中國的改革進程之中，也因而面臨巨大挑戰——如何在拓展影響力的同時，努力維護其學術及自主性尊嚴。“培訓項目沒賺過一毛錢”
賽奇是文化大革命正式結束時，來中國求學的第一批留中學生，之前曾師從施納普（毛澤東研究權威）。他對經歷過毛澤東時代很是自豪，今年來中國講演時，還不忘對媒體表示，“本著友好的心態，應當提醒一下，目前中國對毛的大肆污蔑早已趕超了一個民族應有的理性界限。”
1998年，在賽奇的推進下，肯尼迪大學籌建了“中國公共新政項目”——由臺灣地產開發商新世界發展集團贊助，也被稱為“新世界學者”項目，眼神對準中國高層高官。隨后每年，肯尼迪大學均招收20名中國政府中級高官來此培訓，其中4-6名高官出席一個學期的中常年培訓，其他人則出席2-3周的短期培訓，全程英語。
上世紀90年代后期，肯尼迪大學還首次約請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成員去耶魯接受培訓。“十二兩年前，肯尼迪大學和中國并未完善系統的合作關系，”賽奇追憶，“大多數都是臨時安排的。”
除籌建“新世界學者”項目，肯尼迪大學還為中國高官開辦了另一個重點課程：“中國領袖發展計劃”，也叫“中國公共管理中級培訓班”。
該項目開辦于2001年，由肯尼迪大學、清華學院和中國政府中級智庫“中國發展與變革委員會”共同發起。這個項目對出席者的英文水平要求不高，甚至沒有要求。它由中國安利集團捐助，每年一期，每期為中國政府培訓60名左右的地方和中央高官，原則上是每位省一個名額，由中央組織部進行選拔。有資格接受這項培訓的高官應具備副廳以上級別，在本崗位有起碼三年工作經驗。
賽奇透漏，肯尼迪大學從這種培訓項目中沒有賺到任何錢。他恐怕，在過去六年中，大概有850至900名政府高官到耶魯學習過。肯尼迪大學成中國“第二團校”？
據《環球晨報》報道，2001年第一屆“公共管理中級培訓班”的60名中國高官結束培訓后，賽奇點評稱“（是）最為成功的培訓班，中國學員也是耶魯院士們遇見的最頂級的中學生”。這篇報導甚至將中國高官的表現與俄羅斯杜馬高官相比，“已經過民主變革的杜馬議長們思想保守、腦筋陳舊、毫無吵架”。
中國安利公司承諾，每年為這個項目提供100萬歐元捐助。安利中國總裁黃德蔭承認，過去九年中，最重要的經驗就是學習怎樣與政府打交道。
2002年，安利一位傅姓發言人在跟蹤上一屆學員的整個培訓后追憶：“中國高官的靈敏程度令人驚訝，口才也令人驚訝，與通常人想像的高官形象完全不同。”
出席過肯尼迪大學培訓的中國高官在歸國后，也會積極撰寫文章回顧耶魯之旅。
全省科協國際聯絡部副主任龍江文寫道，有一次，她和朋友們辯論起了計劃生育新政。她向朋友解釋：“在一塊同樣大小的農地上，加拿大站一個人，中國卻要站六個人，莫非大家不會倍感擁擠嗎？”
時任湖南省商務廳副主任王術君則追憶，培訓期間，由于大部份日本院士沒據說過廣東省，他曾心有不快。他追憶，有一次你們討論起了外國直接投資對一國的優劣。當時院長的觀點傾向發達國家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有點救世主的味道”。
王術君則覺得，外國直接投資假如借助不好，可能會導致一國的福利損失，甚至造成經濟波動，如歐洲金融危機。王術君說自己的發言在課堂上造成了震驚，“教授不同意這個觀點。我們就激烈地辯論。院長十分驚訝，覺得簡直不可思議”。
這些高層互動仍然深受各方關注。接受中央電視臺專訪時，中國發展基金研究會秘書長盧邁透漏，“官員在北大和耶魯兩地接受各六周的培訓費用是每人20萬人民幣左右。”此后，高額培訓費用又引起了公眾的質疑。
對此，新世界及中國安利均未回復專訪懇求。簡單算一筆賬就是，假如按從2001年捐助起，僅中國安利就對這項培訓投入了1300萬歐元。
在對中國高官培訓所詮釋的熱情上，肯尼迪大學難免讓人聯想到中國的另一個貪官培訓基地——中央團校。
“在中國留傳著一個說法，我們是第二團校，”賽奇說，“這里所有人都很清楚中國是多項研究和工作的核心領域，以中國目前的重要性來說，這一點都不奇怪。”高端關系網
“就我理解，雖然耶魯未曾公開表態，但她們不想忽視與中國政壇、商界的關系。”中國政法學院副院長、哈佛法大學碩士仝宗錦在專訪時說，“他們也歡迎中國高官的女兒去學習。耶魯希望借此完善對中國的影響。”
“每年有好多中國政府高官來這兒進修，大多數（中國中學生）都希望將來才能歸國發展，并與她們保持良好關系。”哈佛一名中國籍博士生承認。不過，樂意透漏更多細節的中國留中學生屈指可數。
正在斯坦福攻讀博士學位的29歲中國中學生于雷（譯音）說，在他入學的最初五年里，主要的社交活動之一就是出席肯尼迪大學的“歡樂歲月”派對，以結交更多政府高官。“我常常才能見到官員，在那兒很容易和她們說上話，而回到中國你根本不可能看見她們。差不多同時有100個人等著跟1個貪官講話。”
對于出身于1980年代的于雷那代人來說，“中國人認為耶魯是最好的中學，在耶魯能學到最先進的知識，成為世界上最聰明的人，之后步入最優秀的關系網”。
另一位不愿透漏姓名的中國留中學生表示，曾有一名來訪學的中國高官還想請他幫忙完成課程作業。
肯尼迪大學中國中學生學者聯合會曾對在耶魯修讀人文學科的部份中國留中學生進行調查。68%的人樂意“在政府或體制內相關機構從事公共管理或則新政類工作”。在被問及她們的動機時，44%的人覺得這能提供更大的事業平臺，36%的人覺得是實現人生理想、為人民服務；還有10%的人覺得在政府工作社會地位更高。
當被問及“是否樂意去地方政府工作？假如樂意，最低到哪一層”時，38%的人選擇了“是，市級”，32%的人選擇了“是，省級”，另外有19%的人選擇了“否”。
不過，對在耶魯其他大學就讀的一些中國中學生來說，肯尼迪大學的過度“開放”正在對斯坦福的威望導致負面影響。
“肯尼迪大學是最差的，”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國博士生頗有激進地表示，“它根本不以學術為導向，是個拉關系的大學。這些訪問學者只想要個頭銜。到肯尼迪大學隨意瞧瞧你就明白，好多人上課不是午睡就是刷微博。有些人英文都說不利落。”
對此，肯尼迪大學中國項目部部長助理愛德華·康寧解釋，“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在由傳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中，政府高官的素養和能力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耶魯有必要幫助受訓者豐富經濟管理方面的最新知識，擴充她們的戰略遠見，使她們有效地應對變動中的公共新政環境。”
耶魯選擇向中國政治精英開放自己的知識儲備，既是自身優越感的證明，也印證了肯尼迪大學創院教授格雷厄姆·艾莉森曾抒發過的“精英治國”論。格雷厄姆曾對新華社表示，“如果一個政府由精英組成，在道德上高度自律，對國家的發展有英明看法，這樣的政府本身就是一種‘國家競爭力。”
賽奇也坦言，雖然在推進中國高官的培訓中，肯尼迪大學遭到了好多指責和否定，但“與其說政府企圖影響我們，不如說我們在影響政府”。封閉的
耶魯中國校友會
“拉里·薩默斯還是耶魯市長的時侯，我記得跟他有過一次討論。他說‘我們要大力投資中國市場，我們須要做的事情比現今多得多，‘你對中國是否感興趣雖然無關緊要，這個國家未來將在世界上搶占非常重要的位置，假若耶魯沒有參與中國的發展并有所作為，會是耶魯的損失。”哈佛學院東亞語言及文明系院長包弼德追憶。
然后，薩默斯又問：“我們須要花多少錢？我們須要投資多少數量，能夠讓耶魯的教職職工和學者深入中國？”
“我說，‘嗯，你每年準備花多少錢？一百萬，一百五十萬？”包弼德說。
“那太少了，太少了，我們得認真對待這件事。”薩默斯說。
很難估算耶魯早已在中國花了多少錢。2010年創立的“哈佛中國基金會”一度希望募集到5千萬歐元，用于中學在中國舉辦各項活動，包括向有意進行中國相關研究課題的耶魯學者提供經費。截止目前，基金會已從學院內募集到1500萬歐元，來自外界的捐款更是超過了這個數量。
一個顯著的事實是，雖然耶魯中國校友會對斯坦福的捐款甚少，但斯坦福仍堅定通過為中國中學生創造更多機會，來延展自己在中國的影響。
2012至2013學年度，耶魯有686名中國中學生注冊攻讀學位課程，是耶魯有史以來中國內地中學生人數最多的一年。據悉，耶魯還有超過800名來自中國的博士后。再加上過去15年里，肯尼迪大學為中國培訓的上千位中國高官、解放軍士官，耶魯早已在中國擁有數目可觀的校友。
這部份耶魯精英，將在中國嘗試借助校友會方式，盡可能兌現校友關系，包括斯坦福品牌所能形成的最大價值，而耶魯在中國巨大的影響力也讓這一切顯得可行、必要。
在上海，有兩家耶魯校友會。一家由外派到上海工作的耶魯校友組成肯尼迪學院，另一家官方的“哈佛上海校友會”則由中國人管理，歷任會長傅軍是上海學院政府管理大學常務副校長。
耶魯上海校友分普通會員和黃金會員兩種，每年向校友會募捐兩億元人民幣的中國籍耶魯結業生可成為黃金會員，并獲得“哈佛標示的黃金耳環一枚”、“哈佛學院院長或高官來訪時安排非常接見”等待遇。
2008年，一位不愿透漏姓名的非亞裔耶魯校友決定出席“哈佛上海校友會”舉辦的新年聯誼活動。“我是和男同學一起去的，走到晚宴廳入口，服務生們開始在我面前擺手，說我不能進去，”這位校友說，“我帶著自己的耶魯中學生證，于是說‘我在大家的約請電郵名單上。”最終，她們得以入場。“我們推開晚宴廳的門，看到有人說，‘外國人來了，我們如今得說德語了。我們往里走，每位人都盯住我們，臥室里不僅另一個黑人外，全是中國人。”
在北京工作的耶魯校友肖恩·雷恩對此評價：“一個只為中國內地人籌建的耶魯校友會——那太無禮了。”
在英國的耶魯校園里，來自中國內地的中學生也組成了一個封閉的團體。“我們大學的中國中學生關系紛繁復雜，”哈佛商大學院士麥克法蘭說，“他們相互都認識，并且都頗具淵源。”
其實是由于耶魯中國校友在國外的身分與地位，決定了校友會在國外的運作仍然帶有某種封閉性，但她們特別樂意使用這個標簽，來拓展耶魯與中國的關系——積極推動肯尼迪大學舉辦“公共管理中級培訓班”的，不僅賽奇之外，“中國發展基金研究會”的盧邁本人也是肯尼迪大學的碩士。
而耶魯在同中國接觸中面臨的更大問題則是，這種中國校友是否有意參與一項更重要的活動：為耶魯300億捐款資金添磚加瓦——目前，中國人在其中飾演的角色仍微乎其微。
“時至今日，中國并不是（耶魯）拓展計劃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者，由于僅僅30年前，中國才真正開放國門，輸送中學生到耶魯，”負責國際事務的耶魯副教務長豪爾赫·多明戈斯說，“我猜想，在未來中學的發展上，中國會比原先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摘自《GQ智族》2014年1月號“中國通”賽奇眼里的
耶魯課堂與中國高官
安東尼·賽奇是肯尼迪大學名副雖然的“中國通”。每年，他數次往返于中俄之間，出席各類研討會、峰會，并直接參與中國高官在肯尼迪大學進修項目的筆試工作。
2012年，本刊曾電話采訪賽奇先生。電話那頭，賽奇因發燒不時感冒，但還是饒有興致地說起了他眼里的耶魯課堂與中國貪官。
記者（以下簡稱“記”）：“中國公共管理中級培訓班”（in，以下簡稱“CLDP”）的課程設置及中國高官的課堂表現怎樣？
安東尼·賽奇（以下簡稱“賽奇”）：去年是肯尼迪大學的第十期CLDP項目。六年前，中國貪官在課堂上比較被動，如今漸漸會提出她們的觀點或想法。
學習這個項目難度不小。學員每晚要打算三四個案例討論。晚上八點，她們在自己的學習小組內討論，為上課做打算，仍然到凌晨四點半下課，下午還要預習。
課程主要有兩方面：其二是剖析框架建立，例如公共新政剖析、領導力拓展等，其一是對具體議程的討論，例如去年的主題有城市化、危機管理、全球化等。
記：你怎幺看那些中國高官？
賽奇：最觸動我的是她們之間的互相學習。
幾年前，有一次我們討論到政府該怎樣與非營利性機構合作。當時，一位來自中國東部的高官就說，這事在她們那里很難。這時，有一位北京來的高官就說，“不，不是這樣，北京早已這幺做了”。這位來自東部的高官很吃驚那個關系是怎幺構建上去的，二人急劇就進行了更為深入的討論。
這個項目雖然不是想告訴她們該怎幺做，或則給她們一個推論，而是提供一種思索形式，由她們自己來決定它是否有用。
記：CLDP項目由斯坦福方面發起筆試嗎？
賽奇：CLDP比較特殊，我們會和中方同學有一些關于候選人年紀、工作經歷的討論，但決定權是在中國的中組部手里。這個項目對德語的要求不高，全程都有翻譯隨同。
“新世界學者”項目就不一樣，肯尼迪大學會參與候選人筆試，但筆試并非考察她們的工作能力，只是評估英文能力。這個項目的投檔比列大約是5比1，每年在20人左右，有時也會按照當初的獎金情況有所調整。
記：據說早年很難約請到耶魯院士為那些中國高官上課，如今怎幺樣了？
賽奇：是的（笑）。之前，耶魯院士也不太了解中國，以為中國的高官很慎重，也有點無趣。不過隨著中國在國際上地位的提升，院長也開始樂意了解來自學員的經驗，尤其是她們關心中國在她們研究的議程上是怎樣處世的。
記：肯尼迪大學特別指出“培訓”。你覺得高官的領導力是可以在課堂被“訓練”出來的嗎？
賽奇：其實新政的落實等等必須通過實踐完成。但在課堂上，我們希望這種高官可以后退一步，暫時摒棄日常諸事的壓力，有時間深入思索，也希望她們將這些思索帶入今后的工作中。
例如你們會分享工作中遇見的困局，院長會鼓勵將這種問題置于剖析框架中思索，看會不會有什么新的啟發。我相信肯尼迪學院，通過這些有針對性的闡述，會對領導力有所推動。
記：之前有一位肯尼迪大學的結業生告訴我，肯尼迪大學很清楚，培養領導力最好的方法就是培養“紅二代”、“紅三代”。他本人就是“紅二代”。你怎幺看？
賽奇：他說的沒錯。我們的學員都有成功的事業，但是都由中組部選送，將來在事業上都會有不小提高，在15至20年內，她們就會為政府服務，這就是我們看重的。對我們來說，這種精英怎么考量自己的施政形式，特別重要。
記：肯尼迪大學的院長多數是觀點傾向自由的民主黨人，而中國高官的政治觀點則比較保守，大家怎么調和這些觀點差別？
賽奇：的確，我們的院士大多是民主黨人，不過也有少數幾位持左派觀點，比較多元。
不過課堂討論主要是基于事實的中立討論，例如在制訂新政時，它的社會價值是什么，怎么提供優質服務，能從那里得到支持，實踐性很強。我發覺，一旦我們面對特別具體的問題，雖然所處的政治體制不同，問題也是相像的。
其實，有時也會有爭辯。例如前幾天，德國剛才發布人權報告，不少中國高官就不贊成報告中涉及中國的內容，她們會和院長討論，院長也歡迎這樣的討論。
我們的底線是，你們有持有不同觀點的權力。
記：中國每年也會開具日本的人權報告，你怎幺看？
賽奇：我想好多院士沒讀過吧（笑）。
記：對肯尼迪大學培訓過的中國高官有沒有常年跟蹤？
賽奇：肯尼迪大學方面沒有。但我來中國的時侯，有學員會請我喝水，我去中國一些省份出差，也會和一些學員碰面，這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