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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社會進步，選擇工作一段時間再去海外深造的人持續增加。2023年5月，新東方教育發布了《2023中國留學白皮書》。報告中的數據表明，過去五年間，25歲及以上碩士博士意向群體數量穩步上升，到2023年已占總人數的12%。這部分人群中，有許多是已經進入職場的成年人。

三四十歲，在整個人生旅途中，年紀尚輕，但在學生群體里，已經算是成年人了。社會對于晚輩留學現象的看法各不相同，有些人覺得他們離開工作崗位去深造是為了躲避現實中的困境，也有很多人贊賞他們勇于突破常規、重新塑造人生的決心。對于“留學優勢是否依然存在”的疑問，人們開始思考，是否應該犧牲事業發展的關鍵階段，投入巨額資金與時間前往海外深造，這樣的選擇是否劃算？這種年紀偏大的留學行為，究竟是為了躲避眼前的困境，還是為了積蓄力量，開啟新的征程？

文_蘇素

文章原載于《留學》雜志總第222期

電視劇《三十而已》劇照

擺脫“中年職場危機”

職業生涯中存在不易察覺的“黃金時期”，即從離開大學到三十五至四十歲這段時期，一旦超出這個階段，便容易遭遇“中年職業困境”。國內某個知名求職網站曾開展一項題為“你的職業中年困境是否已經顯現？”的問卷調查，調查表明百分之八十四點零六的從業者陷入“中年職業困境”。再加上后疫情時期工作機會的競爭愈發激烈，使得“中年職業困境”的現象更加突出。

四十三歲之際，張亮計劃前往海外深造。先前供職于網絡公司，擔任市場主管的他，毫無預兆地遭遇了解雇。隨后，他在招聘網站上遞交了數十份個人申請，目睹心儀職位的要求從主管、經理層層降低至助理，卻始終未能獲得錄用通知。他轉而考取資格認證，嘗試運營自媒體，積極探尋其他可能，然而依舊看不到前景的明朗化。

張亮嘗試了半年的努力卻毫無進展，于是他決定到國外繼續深造，希望借此獲得新的發展。二零二二年歲末，張亮著手申請美國的高等學府。憑借過往的職場經驗，他獲得了六所知名大學的入學許可。經過慎重比較，他最終決定進入芝加哥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學習的學科方向是此前未曾接觸過的非營利機構運作。

過去這些年我主要從事市場相關工作，但在尋找新工作的過程中，我逐漸意識到非營利領域才是我最熱愛的方向，并且也更適合長遠發展。張亮希望通過出國留學，能夠更新自己的知識體系，讓自己變得更強大，從而克服中年危機。

付曉宇和張亮的目標如出一轍，他在互聯網領域服務了八個年頭，同樣選擇去美國深造商業學科，程序員群體中廣泛流傳一種說法，三十歲之后，若繼續從事編程工作而不擔任管理職務，則視為人生失敗，互聯網行業里，純粹的技術崗位發展前景通常較為狹窄，三十多歲若未能晉升管理層，極有可能遭到淘汰，屆時將遭遇“三十五歲職場危機”。

我現在到國外求學，獲得了管理學方面的學歷，等學成歸國，就有機會轉行去做管理工作了。而且，通過提高自己的學歷水平，以后想要獲得晉升或者更換工作，也會更有優勢，我這樣做其實是為了能夠盡早避開所謂的‘35歲職業風險’。付曉宇這樣說道。

尋求二次擇業的機會

在大齡留學群體中，部分人因為個人志趣或事業考慮而改換專業方向，目的是為了爭取新的就業選擇。

趙伊楠是眾多例子中的一個，她曾在跨國公司任職多年。她決定放棄當前的工作，選擇出國深造，目的非常清晰：她原本從事的崗位薪資待遇和環境都不錯，但她對創意領域充滿熱情，希望轉行進入廣告行業。出國讀書為她提供了重新選擇職業道路的契機。

趙伊楠覺得，出國深造不僅能獲得一個嶄新的學歷，還能再次利用大學提供的各種便利條件，這些條件在步入社會后很難碰到。她坦言，進入職場后才清楚，除了專業能力，人際交往能力同樣重要。留學期間可以結識更多同伴和業內資深人士，從而拓展社交圈。將來大家能夠彼此交流情報、探討合作，這算是一筆寶貴的經歷。

王琛也有過相近的過往。她于32歲之際，前往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進修碩士，專業領域是傳播學。此番求學之前，她曾在新加坡工作了五年的教育領域。從教育轉向傳播，意味著一個相當大的職業轉變。王琛認為，跨學科留學是她實現職業轉型的關鍵途徑。

轉行能否借助留學成功尚難預料，不過王琛對此很有把握。她覺得，“年紀稍長”的留學生比起剛畢業的學生，其實有不少長處：許多改換專業的人，憑借經歷和先前的工作履歷，對跨領域課題的認識會更為透徹，對于撰寫論文的構思也更容易領會。而且，許多年紀偏大的海外學子已經具備豐富的職業背景，他們通常會集中精力獲取特定領域的實踐經驗，這樣在尋求職業轉型時，就能有效減少摸索的過程。

去探索更多的可能

周允今年三十歲，已經參加工作，他選擇再次出國深造，是為了達成一個一直以來的心愿，這個心愿源于他的專業背景和興趣，他大學本科學習的是英語，德語則是他的第二外語，他一直渴望去歐洲旅行，因為他覺得既然掌握了歐洲的語言，欣賞了那么多相關的電影，如果不去親眼看看那里的風景，那會非常遺憾。

周允大學一畢業就參加工作了。她年齡漸漸變大，去歐洲深造的念頭愈發迫切。周圍的人卻不停地勸她放棄這個想法，有人說她年紀不小了，和同學之間年齡差距明顯，一起學習會很別扭，還有人建議她先找份好工作，然后早點結婚生子，諸如此類。然而，周允心里始終有個聲音在吶喊，她渴望出國求學，親眼見識一下外面的天地。人生本就是一道選擇題，不該只有“到了年紀就必須組建家庭、繁衍后代”這一種答案。

周允高中時最向往的學科是歷史,卻因意外沒能報考,這件事讓她一直耿耿于懷。經過一段異常艱難的申請過程,她最終被意大利一所大學看中,攻讀的正是自己夢寐以求的歷史學科。

夏麥是在34歲那年做出了出國深造的選擇，她在中國最優秀的高等學府完成了本科學業和碩士研究，職業生涯在金融行業已經持續了十年。她在北京生活，習慣了熟悉的環境和有規律的生活節奏，如果對現在的工作不滿意，就換下一份工作，日子過得平淡無奇。有一天，她忽然領悟到，如果現在不去做某些事情，或許未來再也無法有機會了。

我是個有追求的人，不把目標達成很難甘心。大學時代夏麥就萌生過海外深造的念頭，可轉而投身職場后，這個心愿便耽擱下來。往后十多年間，留學這個念想總像野草般倔強，時隱時現卻從未真正消失。促使我決心出國的原因有不少，既想在金融商科領域系統進修，也想借此機會謀求職業生涯的蛻變。夏麥曾經健康狀況不佳，在尋求治療期間逐漸領悟到生命的價值并非僅限于職業貝語網校，趁年歲尚輕，應當努力追求個人抱負，去發掘更多人生際遇。她于三十七歲那年，前往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逆“社會時鐘”而行，值得嗎？

美國心理學家伯尼斯·諾加頓曾經闡述過“社會時鐘”這一理論想要出國留學，它指的是一種得到社會主流文化認同的生活步調。對于很多人而言，遵循“社會時鐘”，人生遭遇挫折的機會會減少，生活也會感覺更順暢。然而，諸如張亮、周允、夏麥這些“高齡”留學群體，他們選擇主動違背“社會時鐘”，自然會承受更多挑戰。

首要的是“歲月不安”。中青網曾實施一項調研，調研指出三十至三十四歲是容易產生“歲月不安”的時期。在訪談里，許多人都會提及“不安”這個表述：同輩人的事業已經取得初步成功，而自身還在求學，會感到顯著的差距和不安情緒。

我偶爾也會對自己不生育卻堅持深造的選擇感到迷茫。我的本科同學幾乎都已為人父母。然而在意大利，這種對年齡的過分擔憂會減輕許多。周允的班級里，同學們的年齡跨度從二十歲到五十歲不等，其中一些人的年紀甚至超過了授課老師。在學校的圖書室里，她時常能碰見一些須發斑白的老年讀者背著書包，拿著手提電腦，趕在清晨就到圖書室搶占座位，這樣的情景總能讓她倍感振奮，她從不為當初選擇出國深造感到懊惱，只要心中懷揣著追求的事業和遠大的志向，年紀根本不會成為阻礙，她對此信念堅定地表示。

接下來要談的是“成本效益”的考量。早些時候，出國深造被視為“加分”的方式，不過現在情況有所不同。當前經濟形勢不佳，許多人傾向于利用年輕時光在就業市場上尋求晉升。當社交平臺上頻繁討論“歸國者收入難以覆蓋教育開銷”的話題時，花數年寶貴光陰，遠渡重洋去當“經濟困難的學生”，究竟是否劃算？

張亮拿到了芝加哥大學發放的兩萬美元助學金，然而在美國讀一年制碩士，個人還需承擔四十多萬元的開銷，這個花費實在很高。用投入產出比來計算，這筆錢算是白花了。他坦言，如果一開始就抱著要收回成本的想法想要出國留學，他根本不會選擇出國深造。他這樣風趣地評價自己的決定。

我從事金融財務分析工作，不過我認為留學不該以“投入產出比”作為評判標準，夏麥表示，對于我而言，出國深造最關鍵的是開闊眼界、豐富閱歷。我能與諾貝爾獎得主對話，可以和來自全球四十多個國家的同學們互動，他們給我的思想觀念帶來深刻影響，使我更加自信和剛毅。這些收獲都是無法用經濟價值來衡量的。

某種層面上講，“高齡”出國深造是社會包容性增強的體現。在多元的環境中，能獲得多樣選項實屬幸運。職業并非生命全程的唯一，成就亦有多種詮釋，能否再度啟程取決于是否已構思好未來的人生藍圖。任何抉擇都應獲得敬意，只要明確目標，不論何時開啟新篇章都不為遲。

來源：《留學》雜志總第222期